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目前宏观调控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其结果是压了钢铁和水泥等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就是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比如原来打算两年后才更新的彩电由于现在有购买补贴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

　　所以，如果不在分配环节实施突破，而是希望宏观调控能解决总供求失衡矛盾，必然会使宏观调控陷入更大的困境。突破分配难题可以从体制和战略两方面入手，体制方面的原因要解决但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在分配矛盾形成中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因此应该放在后面逐步解决，而城市化不仅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大头，也比较好突破，所以推进城市化就是必然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