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一些被问责官员在短时间内纷纷复出，暴露出了我国问责复出机制上的失范问题。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影响社会和谐。造成复出机制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在端正问责目的、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和完善官员复出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当前我国问责复出机制失范的表现与危害

　　复出机制是问责制的重要一环，由于目前在这一环节上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导致问责官员复出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失范”现象。这表现在：

　　第一，大批被问责官员在质疑声中接二连三地复出，导致被问责官员重新任用成为惯例。应该说，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必要性，公众并无太多质疑。毕竟给予其重新任用的机会，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和惩戒的初衷。但不讲条件地任意复出却是反常的。据统计，从2003年开始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其中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提拔重用，这使得引咎辞职的官员在重获任命上亦形成了一定惯例，问题官员复出成为潜规则。甚至在一些地方的领导观念里，问责制就是对问题官员的暂时冷藏，经过一段时间“冷处理”，等社会焦点转移了，也就可以再悄悄复出了。

　　第二，复出过程暗箱操作，所谓“高调问责，低调复出”。复出的官员大多都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静悄悄”、“神秘秘”复出的，复出的操作都是悄悄进行的。民众根本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看到的仅仅是复出的结果。组织人事部门以“不违规”、“适当安排”、“符合国家干部任免规定”等来掩盖其暗箱操作过程。

　　第三，复出缺乏制度性规范，未严格遵循相关程序。《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党政干部的选拔任命有一整套严格、透明的程序，包括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对确定的考察对象进行严格考察、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任免决定、实行党政干部领导任职前公示等制度。尽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没有对官员的复出作出明确的解释，但被问责官员复出也属于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其程序必须与此衔接，理该更加严格。就拿“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度”来说，目前的被问责官员复出却明显缺少这一程序，或者故意规避这一程序。

　　第四，复出时间过快，大多数未满处分期。《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在众多的复出案例中，大都违背了这个规定，这些被问责官员好像都没有来得及“体息”，便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后，就“华丽转身”了。

　　第五，官员复出的职务、级别变动小，大多是官复原职或升迁，降职者少。多数被问责官员复出时的职务、级别变动较小，有的“官复原职”，有的“异地任职”，有的甚至是“异地升迁”，很少有降职者。

　　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第一，弱化党的执政能力、降低政府公信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就是要建设一支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既有领导水平、又有创新能力，既能够担当重任、又能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德才兼备、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然而，一些“德”“才”倍受质疑的“问题干部”不经过严格把关，“神秘秘”、“静悄悄”地复出，必然会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产生负面影响，这势必弱化党的执政能力。一个有较强公信力的政府应该是负责任、法治和信息公开的政府。但目前官员复出则从这三个方面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一是它导致政府不负责任。政府不是积极主动地回应民众要求，而是消极被动地回应民众的要求。二是破坏法治。出现权大于法、部门规定大于法、单位文件大于法和个别领导人的言语大于法的现象，损坏了民众对法治政府的信仰。三是它违背信息公开制度。官员复出的依据、过程、方式等都避开了民众的知情、参与和监督，成为政府“闭门造车”的“杰作”。

　　第二，腐蚀主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指的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政治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吏治文化和公务人员任用文化是主流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形成和维持是通过民众自觉、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实现对政治秩序的自觉维护。但官员的复出现象却破坏着吏治文化和公务人员任用文化，从而对主流政治文化产生一种腐蚀。首先，这种文化腐蚀主流政治文化，导致合法性危机。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这种不负责任的问责在心理上产生厌恶、反对甚至反抗意识。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自愿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必要的支持率必然下降。其次，这种文化破坏政治稳定。主流文化因这种文化的腐蚀而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起不到指导和规范人们政治行为的作用，使民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公共政策取向的错误认识得不到有效的匡正，从而破坏政治稳定。第三，这种文化不利于政治发展。这种问责不彻底的复出文化必然误导人们的思想，从而导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误解、不支持，使政治发展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