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领域，它的兴起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妇女史研究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加强、高校中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恢复和史学革新的深入发展，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妇女史研究日益繁荣。

　　妇女史研究的兴起

　　国际妇女运动的浪潮促进了妇女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以来，各国妇女为实现性别平等的理想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斗争。在西方，发生了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西方第一次女权运动始于19世纪后半期，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其目标是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西方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广大女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的诉求和主张，要求摆脱作为“第二性”、“他者”的屈从和被动地位，要求改变主流文化价值观中的两性二元对立状态，实现充分的、全面的公民权和真正的两性平等。这次运动的目标和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婚姻、就业、参政、生育、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权益，借助这次运动，妇女研究在学术机构登堂入室，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学科。

　　妇女史的兴起是当代史学革新的产物。长期以来，男性精英人物一直在父权制社会的现实中和历史著作中担当主角，而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广大妇女和普通下层男性则成了历史叙述中的“缺席者”。传统史学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等几个方面。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崛起，史学家的视野不断开阔，研究的领域空前扩大。社会史、家庭史、妇女史、灾荒史等众多领域被开拓出来，以往历史隐蔽着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私人生活、民众心态和性别关系等方面的变迁亦被揭示出来。妇女史作为还原丰富多彩的历史本来面目之努力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历史学家将逐渐摆脱以男性精英为中心的政治史，把关注的目光从帝王将相的沉浮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从男性转向男女两性，从单一的政治史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历史，使传统史学中被忽视的女性和性别制度得以显现。

　　妇女史研究的发展也与当代理论思潮的变迁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在史学变革中兴起的新兴学术领域，妇女史十分注意吸取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新史学等不同学派和社会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年鉴学派、各种女性主义学说、社会性别理论，都为研究历史中“被遗忘之角落”的妇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援。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并把它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妇女史家注意到了不同妇女群体之间历史经验的差别和妇女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与此同时，他们还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两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别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总的说来，社会性别概念深刻地揭示了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它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促使他们去探索隐藏在社会制度之中的两性关系，撰写包括男女两性历史经验在内的全新的人类发展史。

　　妇女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应当指出的是，当代妇女史学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妇女史家的研究视角、范畴、方法还不够多样化，研究的内容也不够丰富，对宏观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有时还不能很好把握。对我国妇女史研究来说，在深入扎实地进行个案研究、史料建设和理论阐释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应当注意从多维的视角来观察问题。从文化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阐述与分析妇女境况和两性关系的变迁，无疑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与分析范畴。我们认为，男女两性在生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妇女的地位和性别差异主要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范畴，也就是政治、法律、宗教、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除了社会性别的视角与文化的因素以外，还应当注意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并根据阶级、种族、宗教等其他分析范畴来综合考察妇女的状况。

　　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来看，我们不但要注意上层女性，也要关注下层普通女性；应当看到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尤其要分析她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不但要研究贵族妇女的历史，也要考察女奴、妓女、女佣、女巫、女工、外邦女性等下层和边缘女性的状况。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我们要注意吸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妇女史研究的内容。当代史学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它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进一步加强。其他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分析妇女的状况，拓宽妇女史研究的领域。

　　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我们必须重视个案研究和史料建设。我们在锐意变革史学的同时，必须继承历史学科的优秀学术传统，遵循其基本规范。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能够得到的史料主要是男性留下的记载。在西方古代至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只有萨福、皮桑等少数女性留下了可供我们研究的作品。然而，在我们批判一些男性作品存在性别偏见的同时，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材料来剖析当时的性别制度。此外，我们还需注意对信件、遗嘱、契约、墓志铭、人物传记、医疗记录、法庭审判记录等多方面史料的运用。近年来，西方史学家在搜集与编辑每个历史时期的妇女史研究史料上花了很大功夫，出版了许多史料集。此外，他们还通过对雕像、历史纪念与墓葬浮雕、钱币、石棺等视觉艺术材料和服饰、饮宴、居住等日常生活资料来研究妇女与儿童的状况，这对我们如何利用各种史料来研究历史上“沉默的”边缘群体的状况有很大启示。

　　从研究的目的来看，我们要充分发挥历史的“垂训”作用，不但要让妇女史成为史学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其研究成果来修正对历史的认识，而且要架起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的桥梁，并以史为鉴，为男女事实上平等的实现和两性伙伴关系的确立尽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