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雍正皇帝》和电视剧《雍正王朝》等作品推出后，均获得广泛的社会反响；近几年的历史小说《张居正》、《北方佳人》、《大秦帝国》及据其改编的电视剧，同样内蕴丰厚、质量上乘，得到文坛内部的高度评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却已不再出现。这些不同时期出现的历史文学作品，都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为认知基础，以国家“治乱”、“盛衰”为思维视野，正面解读民族历史的辉煌往事与执政文化，庙堂文化立场和国家功利意识贯穿始终。而且，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作为对现实的参照和映衬，这种“盛世情结”的审美抒发也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那么，为什么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同等审美境界和价值含量的作品，社会反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历史文学“盛世情结”所依赖的，实质上是封建时代的王朝历史和人治文化。作者以顺应、还原性的审美路向展开王朝历史的画卷，而且往往过分拘囿于表现对象的“世界结构”与“价值范式”，当中国的现代意识充分成长，进入较为成熟的多元化、全球化状态之时，这就与时代理性和社会接受心理形成了巨大的错位。

　　从政治文化视野看，“盛世情结”叙事往往过分认同人治文化与功利立场，表现出以下局限。

　　首先，创作者往往以事功伦理评判来代替历史文化评判，过分拔高了历史人物事功追求的个体道德境界，过分夸大了其聪明才智、喜怒哀乐的社会能量。电视剧《雍正王朝》大大削弱对主人公阴狠、刻薄等人格因素的表现，将雍正表现成一个“爱民第一”、“勤政第一”、无私无畏的贤明皇帝，以至引起了原著作者二月河的不满。《汉武大帝》甚至将主人公美化成了“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的无私奉献的人格典范。而且，似乎只要有了开明的皇帝和几个效力的臣子，万里江山就会海晏河清。这种基于人杰意识和事功立场的价值判断，显然制约和局限了作品对历史文化底蕴的客观、公正、全面的把握。

　　其次，作者展示历史复杂性时，往往将历史人物应对各种“潜规则”所体现的政治道德的杂质和人性的负值，也转化为具有认识价值和启迪意义的历史智慧来看待，并对这种负值以私德与公益的区分给予认同和悲悯，由此将主人公人格崇高化、将在人治体制和个体强力基础上运作的中国式执政文化悲壮化。《曾国藩》推崇曾国藩的儒家文化功名人格，以至津津乐道于他的阳儒阴法、后来又兼用“黄老之术”的官场权谋，并用曾国藩文化信条、治世手段嬗变之后才获得功业的更大建树，来为这种政治文化负质辩解。《雍正王朝》充满体谅地理解雍正剪除异己、杀戮群臣、猜忌刻薄的行为，思想基点也在于按照人治文化的“潜规则”，严刑峻法和阴暗心理均是利益所在、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张居正》同样表现出以国家功业和“为苍生谋福祉”，来替代对主人公个人私德和政治韬略的价值两面性进行具体剖析的倾向。

　　再次，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贬低知识分子精神道德、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政统”贬低和抑制“道统”的审美文化特征。《雍正王朝》着力描述了雍正推行“士绅一体当官一体纳粮”新政的过程中，以李绂为代表的读书人都因自己的私利受损而拼命反对，反倒是文化较低的田文镜和大字不识的李卫，能够大力协助雍正，才终于控制局面、获得了成功。《乾隆王朝》中的御史钱峰虽然廉洁奉公，却于真正的时政要务和政治智慧所知甚少，一心只追求“死谏”的名声，直到最后被和珅劝得自尽，仍然对国家毫无事功层面的效用。《张居正》则直接对张居正为事功追求“用循吏不用清流”的官员任用原则，表示了高度的认同与赞赏。

　　从多元价值均已显示出价值合理性的时代理性高度看，历史题材“盛世情结”叙事则显示出更深层次的思想偏失与精神局限。

　　首先，“盛世情结”叙事普遍存在着以功业追求排斥人性人情、以文化人格压抑自然人性的现象，表现出一种对个体生命的自由与价值相对漠视的思想倾向。这类作品主人公的功业创建，基本上是在具有巨大局限的体制格局内“戴着镣铐跳舞”，他们往往处在危机驱动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人格的崇高基本上是从幽暗的价值体系里生发、在个体生命自由被扭曲的状态中形成的。所以，如果将这种无奈中的“诡道”当作可贵的政治智慧、以人格的萎缩为生命的崇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生命意义庄严性的漠视。《张居正》的主人公谨守“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对于自己与李太后、太监冯保的“铁三角”关系沾沾自喜，整个功业追求过程一直处于自我妥协和要求他人妥协的状态中。作者则因最终的成功而对其所有手段都大加赞赏，以效果至上原则掩盖和代替了过程剖析。《曾国藩》的主人公曾国藩追求功名永垂不朽和“三立完人”的境界，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最高人生理想的实现，不可能撇开君国至上的体制文化规范。而清末的君国不仅不能代表正义和真理，甚至连其本阶级自身的整体利益也不能代表。结果，曾国藩的追求就不能不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自私性，并因历史正义性的匮乏，导致人生价值的最终失落。这种对历史不规范处和人性污秽面展示有余而批判力度不足，隐含着一种功业意识至上、缺乏生命终极意义审视所导致的精神迷误。

　　其次，“盛世情结”叙事在遵从庙堂文化的强势立场与强者哲学时，体现出一种弱势视野和底层意识匮乏的思想偏失。不少作品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治乱世需用重典”的治世方法。在作者看来，“重典”虽是以“恶”作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必要手段，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善。由此，作家就把善恶评价转化成了一种审美观照，使读者反而惊羡于主人公的铁腕雄风、庄严气象，一种对弱者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对庙堂功利背后“血酬定律”的宽宥，于此充分显示出来。“盛世情结”叙事还存在大量的风俗描写。但这种风俗民情往往只是作为展示历史人物性情的逸闻趣事来处理，或者采用传奇笔法，把它们当作复杂诡异的世态万象来看待。结果在表现作品主题方面，风俗描写反而时有“旁逸斜出”、喧宾夺主之嫌。这正是创作主体遵循体制文化立场、民间本位意识匮乏的表现。实际上，如果对庙堂文化的强势立场与强者逻辑有所超越，对于历史复杂性的展示反而能增添另外的侧面，并由此展现出纯粹体制文化所不可能达到的独特深度。凌力的《梦断关河》与《北方佳人》以处于弱势状态的女性为观察视角，国家的动荡、危机带给普通百姓的灾难，就更为充分而惊心动魄地表现了出来。王梓夫的《漕运码头》着意挖掘漕运码头的独特民俗所包含的民间辛酸，也使得朝廷腐败、国家灾难的后果展现得更为丰富深沉。这都是创作主体摆脱了庙堂文化的强势立场与强者逻辑所获得的审美效果。

　　第三，“盛世情结”叙事大都乐意用世俗化的眼光来解读宫廷朝堂生态和王侯将相的人生形态，但不少作品由此所显示的，却往往是都市文化世俗性的负面特征。《张居正》浓墨重彩地描述张居正与玉娘的“外室小妾”关系和“红颜知己”感受，就与时下中国都市文学中盛行的言情、武侠的叙事模式，有着明显的文化心理关联。《大秦帝国》缺乏节制地大肆渲染战争中种种杀戮的血腥、残忍与成功，则表现出对文明程度低下的暴力文化倾向、丛林法则批判意识的匮乏。众多作品对展示宫廷秘史、朝堂权谋的热衷，也潜藏着与芸芸众生逐利、享乐、趋炎附势的生活状态与价值心理的精神一致性。缺乏充分理性高度而盲目追求现代意识，结果反而陷入时代语境的价值迷误之处，实际上也是时代理性孱弱的表现。

　　“盛世情结”叙事的这种思想缺失，根本原因是创作主体在历史的复杂性之中淹没了思想的穿透力，往往以社会体制理性代替了人本理性，未能真正登上时代所能提供的思想理性制高点。结果，人类正义、历史正义层面惊心动魄的警醒与豁然开朗的启示，在文本中就变得相对薄弱，读者获得的审美感悟，也就在历史理性的门槛前止步甚至逆转了方向。正因为如此，当上世纪90年代历史文学“盛事情结”叙事初步展示出其恢宏的气势和雄浑的底蕴时，整个社会不由为之兴奋和惊叹；而一旦熟悉其大致境界又体味出其精神文化的内在局限之后，审美的兴奋程度就大大减弱了。由此看来，在当今中国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只有以充分的时代理性，在多元文化优势融合、互补、升华的基础上，来建构历史文学的“盛世叙事”，方可抵达具有价值古今贯通性的崇高境界，而这仍然需要历史文学创作者进行艰苦的努力。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