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能在经济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来之不易；同样的，在理论上，尤其在有关科学的科学、有关理论研究的理论上有突破性进展，更为难能可贵。理论是引领、是先导。理论不能滞后，要超前。理论的理论呢？无疑是引领的引领，先导的先导，更应当明晰、超前。2009年在“理论的理论”方面的进展，突出表现在有两位名人提出了两个振聋发聩的命题。

　　一个命题是钱学森讲的：“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这句话抹煞了所有大学校长的辛勤劳动，抹煞了一任又一任教育部长的“高度重视”、“大力推行”、“亲切关怀”，以及一系列“重要讲话”，甚至也抹煞了正在被我们歌颂着的“教育改革”。钱学森啊钱学森，你如此一针见血的独到见解，为什么不早讲，要在告别人世之前才讲？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便吗？不过，在晚年公布这般力挽狂澜的命题，恰巧验证了中国的一句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钱学森这句话是与校长为善、与教育界的领导为善的至善之言。

　　再一命题是丁肇中讲的。60大庆时，国家请来了一个海外高层次人才观礼团。9月30日下午胡锦涛接见了观礼团，随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有四个人发言。丁肇中的发言引起强烈共鸣。丁说：“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的，专家评审制度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依据的是现有的知识，而创新和发现是颠覆现有知识的。”丁肇中在这里严重抹煞了专家的作用。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不能忍也得忍，因为他说出了真理。事实上，校长、部长们都忍住了，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批判丁、钱二位。丁、钱二位善待科学，科学也善待了他们二位。这也表明领导的承受力在提高。不是吗？我们常用“前瞻性”来抬举人。想想看，站在前头前瞻的会有很多人吗？后瞻的一定是多数。后瞻的要服从前瞻的，这是毫无疑义的。

　　问题是有人听了“颠覆现有知识”的“颠覆”二字，不舒服。可是，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事物的运动无不是按着否定之否定规律展开的。“颠覆”与“否定”是同义词。人们不要只爱听肯定，不爱听否定。看一个人的素养不是在他听肯定的时候，而是在他听到否定时的表现。否定有时也是前进，是提升。嫩芽是对种子的否定，嫩芽出现了，种子不见了。花朵是对花蕾的否定，花朵出现了，花蕾不见了。果实是对花朵的否定，果实出现了，花朵不见了。科学无止境，科学只有起点，永远没有终点。因此，理论工作者必须有耐得住听否定的雅量。雅量是气量、度量，雅量也是能量和力量。

　　作为理论工作者能耐得住别人对自己的否定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宽容自己所要否定的别人的理论。凡理论工作者都有资格和水平否定他人的“错误”理论，但是，“错误理论”自有其发表的权利。作为理论工作者无不有捍卫“错误文章”存在的义务。要有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的气魄，要有给自己所要否定的理论以一席之地、两席之地的胸襟。让“错误文章”泛滥是错误的，让“错误文章”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开明的。开明在免得当我们所要否定的来个“否定之否定”时，自己陷于被动。这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