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执政后公信力逐渐丧失，对其最终丢失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执政承诺不能兑现，失信于民，消解了人民对党的信任

　　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越来越脱离实际。1957年 11月，赫鲁晓夫宣称苏联要用15年时间在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上赶超美国。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说:“破坏发展经济的规律会导致政策中的冒险。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口号：要在最近期间按人口计算的肉类和牛奶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口号：七年计划要用三四年完成。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口号：今天我们生活得好，明天将生活得更好。而就在这时人们却排着队买面包。”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空转打滑，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苏共公信力进一步下降。

　　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停滞甚至倒退，疏远了人民对党的感情

　　考察执政党的政绩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看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

　　军备竞赛曾经是拖垮俄国和加速沙皇政权倾覆的一个重要因素，苏联重蹈了历史的覆辙。在综合国力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要维持与美国相当的军事力量，加重了苏联的经济负担，从而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封闭多年的国门在改革年代被突然打开，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呈现在人们眼前。这是执政党无论如何解释不清的，也是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的，这不能不影响到苏共的公信力。

　　三、利益表达机制受阻，社会不满情绪和危机因素越积越多，加剧了人民对党的离心意识

　　无论是经济待遇还是政治待遇，苏共对知识分子都是不公正的。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激化了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产生了持续十几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苏共政策长期脱离群众，大大削弱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

　　执政党向民众兑现承诺的关键在于依靠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民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为执政党制定体现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策奠定社会基础。苏联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使得社会不满情绪和危机因素越积越多，加深了人民的离心意识，削弱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苏共公信力严重下降。

　　四、干部特权问题突出，磨灭了人民对党的信任

　　苏联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形成的经济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而且党政不分，缺乏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使苏共各级干部拥有稳定而巨大的权力。缺乏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安排，使苏共不能遏止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

　　苏联的特权阶层把持国家权力，思想逐步僵化，极力维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使之成为改革的阻碍，也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苏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在苏联解体前夕，《西伯利亚报》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特权阶层的出现使苏联产党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五、苏共意识形态宣传僵化，降低了人民对党所倡导的价值体系的认同

　　在严格控制思想的情况下，人们在公众场合处处注意与党的思想保持一致，回到家里则与家人和朋友阅读非法出版物，议论时政，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形成苏联特有的“夜间人”现象。

　　苏联长期严加控制意识形态，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战斗力，而且使人们失去了政治判断力。人们认为苏共过去的宣传含有大量的虚假成分，产生了一种曾经被操纵、愚弄的感觉，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情感急剧地转化为对苏共的巨大离心力。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共公信力不断下降直至丧失殆尽，破坏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最终导致苏共垮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留下惨痛的教训。

　　（2009年第5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吴家庆 卿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