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 > [内容摘要]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收入来源，而土地使用效益是衡量农村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农村解决好了土地问题，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本文试从我党领导的三次土地制度变革中找到可借鉴之处，以有利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关键词] 农业 农村 土地经营模式 土地政策变革
土地问题不仅是革命时期的重要问题，也是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重要问题。从中国革命时期最早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现代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这是我党在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事实也证明，这是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此后的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本文着重对这三次变革作了介绍，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变迁历程，对于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有一定的意义。
一、在党的领导下，农村土地政策经历的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土改、互助组和合作化。
土改，是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互助合作运动，是继土改之后进行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即变农民小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社会革命。
1949年新中国成立。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次土地制度改革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我国农村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特点：小农经济。土改之后，农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村的互助组织也进一步增多。为了克服小农经济日益暴露出的弱点和局限性，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造小农经济，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根据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和党在过度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吸取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农业发展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力图通过互相合作的道路实现对小农的改造。
以山西全省为例，随着土地改革的迅速完成，农业互助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1954年夏季，参加互助的农民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重上升到60.4%。逐步形成了农民个体所有、互助组和合作化共同经营的新的农村土地制度。
第二次是变革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 5月，党的八次全会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发展起来。从 1958年7月份起，各地连续报导“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地证明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以1958年 8月毛泽东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为标志，“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短时间内骤然兴起，迅速席卷神州大地。例如：河南省遂平县的公共食堂、河北省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的供给制。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到1982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时，全国农村取消政社合一的体制，作出了重新设立乡政权的决定。“人民公社”在中国共存在了近25个春秋。
第三次变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变革为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此时，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聚集开始商议一件后来传遍整个中国的事：包干到户。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的一页：农村土地的新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称“凤阳大包干”。
“凤阳大包干”的具体方法是：除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社员只有承包使用权外，其他生产资料均折价分配到户，所有权归户，社员可以在承包的土地上自由耕种。由于小岗人开创的大包干“包”的范围大，简便易行，所以全国广大农村社队绝大多数采用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
建立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获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