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刘俊在《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中的分析，在黎湘萍的《文学台湾》里，台湾“语言美学”的背后，有着一种决定这一语言特质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台湾的文学语言与“语言美学”不仅是文学形式或文学性问题，而更是知识人的一种精神存在形式。

　　近十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宏观的文学史书写开始被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所替代，个人化的研究特色逐渐呈现，世代更替与批评范式的转变……在我看来，在这些变化中，多元化阐释视域和研究理论的初步形成尤其值得注意。

　　闽台文化视野与跨区域的审视

　　闽台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研究是近年来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宏观的《台湾文学史》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刘登翰先生开始从文学研究迈入区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试图“为文学研究另寻一条文化的路径”，一种区域文化研究的视域与路径。这种学术意图在他策划主编的“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中得到了多层面的体现。其中，朱双一的《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是闽台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这部著作深入地考察了闽台文学关系史，“明郑前后闽台文学的初步遇合”、“清代中叶闽台文学的深层对接”、“割台前后闽台文学的交流互动”、“现当代闽台作家的双向环流”和“闽台新文学中的历史、宗教、民俗和语言”，系统地勾勒出台湾文学的区域特征。《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实证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出发，去探寻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潜在因素和价值，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为台湾文学研究迈向学术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与区域研究相反的走向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刘俊的《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和《“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概念取代“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强调世华文学的内在整体性、跨文化性和互动性。黄万华的《潜性互动：五十年代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指出：“各地区华文文学间的多向辐射、双向互动关系开始形成，从而提供了民族新文学的一种新的整体性。梳理清这种关系，有可能获得构建五六十年代中华文学史的新视角。”从两岸文学的整合研究到全球华语文学的整体审视，宏观视域的台湾文学研究仍然具有魅力。

　　但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大陆学界对“东亚视域”显然重视不够。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学者等的东亚思想史研究成果还未受到台湾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

　　“语言美学”与知识人精神史

　　近几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不约而同地对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汪毅夫的《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从语言的转换层面重构现代台湾文学史的脉络，台湾现代作家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语言转换：从用方言写作到兼用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文言起草到用国语（白话）和方言定稿；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写作；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方言俚语到用文言词语；从用日语写作到用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 写作。这种语言转换的多层次复杂性及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是以往的台湾文学史书写比较缺乏的。在黎湘萍的研究中，语言同样是进入台湾文学历史脉络的一个重要维度。出版于1994年的《台湾的忧郁》曾经深入地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三种语言形态：“其一是台湾土语方言”，“其二是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其三是借用日文来表现台湾平民知识分子之话语”。与汪毅夫不同的是，黎湘萍更重视这种多元的语言形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涵义，阐释文学语言形态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到近期的《文学台湾》，这一研究得到更充分、更深入的延伸与展开。汪毅夫的语言路径是历史学的，黎湘萍对台湾文学 “语言美学”的阐释走的则是“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试图建立“语言美学”与知识人精神史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