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怎样的变革才能真正提高大学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的能力？围绕这一主题，4月17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大学发展与组织变革”高峰论坛进行了深入探讨。论坛由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发起主办。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民盟中央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辉，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等出席论坛，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福建、广西、甘肃和浙江省，以及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社联等相关部门五十余人出席了论坛。

　　与会学者认为，无论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大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高水平大学的建设离不开大学自身的组织变革，即大学发展和大学变革无法回避大学内部组织缺陷的结构性制约，没有大学的组织之变，一定不会有大学之变。目前，我们的大学改革和教育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到了体制的问题了。当下，有六个问题制约大学的发展。

　　一是大学组织设计的浓缩型政府模式。政府有什么机构，大学就有什么机构。

　　二是大学学术领导任用的行政化模式。这种行政化模式使校长、院长、系主任都成了一种依附关系，因此它不可能也不敢于对大学、对学院负责，它更多的可能是对任命他的上级机构负责。

　　三是学术机构设置琐碎式，划分太细，太琐碎，导致了学科专业缺乏整体性和知识体系的支离破碎。

　　四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封闭式模式。人力资源开发没有保证公开、公平竞争，人才管理缺少淘汰、更新和激励的机制，这样一种人才模式、封闭模式，不可能造成大学组织人才的全体优秀。

　　五是决策体系的复杂化。一个大学组织，一个系统，有多个决策系统，这些决策系统是互相打架的，不是按科学发展观办事的一种组织设置。其中，学术权力话语权越来越小，行政权力越来越大，这都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六是资源配置的平均结构。大学要兼顾公平，但是它是效率优先的组织，因为它兼顾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必须要有效率优先的原则，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和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而我们现在资源配置上的平均主义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大学平庸。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本身，与会学者认为，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变革大学的生产关系以适应和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发展面临的制度层面的矛盾聚焦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起点与路径。与会学者以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大学内外部知识相关者利益实现的角度，提出了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思路，并对变革过程中大学领导力的彰显、教师的角色转变等问题作了深入挖掘。

　　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环境是与会学者的关注焦点。与会学者认为，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一个长期以“礼治”讲“等级”的社会结构中，大学“被行政化”或更准确地说大学“被政府化”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现实策略，但大学内部不应沾染“泛行政化”之气。

　　对于“去行政化”涉及到的制度环境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大学内部的制度变革同样涉及制度环境问题。第一，民主化越是向前推进，就越要关注制度环境这个因素。第二，制度变革必须考虑制度环境的因素，离开了制度环境，制度改革不可能进行。第三，制度变革与制度环境要强调供给者和供应链问题。

　　与会学者指出，大学的行政级别和大学的行政化是有联系的，但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大学的行政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和大学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大学内部的行政和学术的关系。其实行政化的问题更多的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问题。如果说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这个行政化的表现更多的是政府部门行政权力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剥夺和干预，学校内部则更多的体现在大学本身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凌驾和挤压。行政级别是组织和机构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大学的行政级别，并非是大学现在的弊端的罪魁祸首，单纯地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行政化的积弊。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遵守教育规律来办学。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减少对大学的行政干预，更多的是大学的内部要遵循一种学术的规律，尊重学术权力和服务于学术活动。

　　近年来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在现代大学制度创新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其中有较有影响的是研究中心主任宣勇教授的新著《大学变革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