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这一更宏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一味地通过征服自然发展生产力也加剧了生态危机的发生。只有深入了解这些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威廉·莱斯批评了在环境问题上的两种肤浅倾向。一种是官方机构把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一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商品。他强调，把环境质量看成一种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就可购得的商品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如果把环境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这种思路的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对象的地位，从而掩盖了环境问题的真正根源。（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P3)另一种倾向是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灾害的根源。在威廉·莱斯看来持这种倾向的马克斯·舍勒们的科学“控制学”只是单纯在操作的层面上来论述科学对自然的控制的这种观点错在把“征兆当作根源。”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P4)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宏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威廉·莱斯的对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看法；就是千百年来，厚厚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我们要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首先改变或者打破这种传统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威廉·莱斯在进一步具体论述控制自然的观念时提出了这一观念的最大危害不仅仅在于造成了对自然的控制，而更在于带来了对人的控制。也就是说因为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根深蒂固，人和社会的发展必定要受限制。威廉·莱斯说；“由于企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从局部地区扩展全球范围……地球似乎成了人类进行巨大自我竞技的舞台，人们为了实行对自然力的有力控制而投入了激烈的纷争。这似乎确证了黑格尔的历史是一个杀人场这句格言的真理性。”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McGill.Gueen大学出版社， 1994,P158)

　　本·阿格尔指出；“这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于它的信徒们，以及他们的牺牲品即自然环境和其他人类团体来说，不可避免地是自我毁灭的。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行为的最根本的不合理的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p.8）把全部自然（包括意识）转变为生产原料这一目标变成强制性的、盲目重复的，和最后自我毁灭的。生产机构在无限地扩张——稳定增长就是它的尼西亚信条（Nicene Creed）——而评估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破坏。近几个世纪，世界越来越被一种强调人和他的环境之间区分的二元论的世界观所统治。这种世界观实际上接受了一种原理：人的首要的任务在于逐步建立对所有非人自然的控制。但是现在，人已经逐渐形成了对地球的相当的统治，以致现在他正逼近这样一种状况：他建构了自身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控制环境甚至还要求由人来征服人的本性。这样，人类的活动已成为自然环境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以至于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人控制自然的观念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或者是作为整体考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基本意识形态，这种社会自觉地与过去做彻底的决裂，奋力追求推翻一切“自然主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把为了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力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发展”成为社会思想的基本范畴。自然被看作纯粹是人的理论和实践智慧征服的对象或领域。对自然的不合理开发，使得各种生物生态系统的自然功能受到威胁，极大地提高了资源的浪费和滥用程度，并威胁到作为整体的人类生物的未来。（作者为河北大学人民武装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