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目前虽然对结构调整似乎已有共识，但是对其内容却众说纷纭。增长、通胀与结构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增长类似于人的生命，经济结构则是人的各个组成部分，而通胀是病。保增长与防通胀有一致的一面，即高通胀水平不利于增长，有必要压下来。但保增长与防通胀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因为压低通胀的措施也会同时压低经济增长，过热时这个矛盾不突出，但如果像现在这样，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很弱，采取加息等防通胀的措施就可能要了增长的命。

　　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结构上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健康与否是直接取决于经济结构合理性。在外需强大时代，中国由重大内部结构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储蓄倾斜这个矛盾，不仅不会导致生产过剩，反而使中国成为参与市场分工最积极的国家，但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长期低迷，以往结构中有利于大规模外向型发展的因素变为不利因素。而未来能够引领经济结构发生向内需为主型转变，非城市化战略莫属。

　　以城市化战略为主的结构调整会创造出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城市化会强烈拉动投资，未来20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就可以相应增加超过50万元的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要增加8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需要400万亿—500万亿元的投资，所以在城市化领域中国投再多的钱也不会多，更不会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