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政府不久前正式公布“8·23”马尼拉人质事件调查报告，建议对菲前国家警察总长、马尼拉市长等相关责任方提起诉讼，而两位记者和三家媒体也赫然出现在被建议起诉的名单之上。报告认为，这些记者和媒体在人质事件的关键时刻不停地对劫持者进行采访，导致形势恶化。

　　政府建议起诉记者与媒体，在菲律宾引起争议。反对一方认为，媒体的职责就是报道，政府的职责才是救人，正是透明的直播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真相和各方表现。赞成一方则认为，媒体对事件的过度介入和不加约束的现场直播，明显干扰了救援行动。《马尼拉时报》一篇题为《失职的警察+歇斯底里的记者=人质悲剧》的评论认为，“大多数记者都沉湎于疯狂地追逐事件进展，不能帮助平息事态，更别提让凶手平静下来”，媒体的直播和警察的渎职一样，是解救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场危机事件中，记者角色的越位和媒介权力的变味无疑令人警醒。事发后，多家媒体涌入现场进行全方位直播，即使当法医在车内搜集证据时，都有记者不放过抢占现场的机会。事件进展、警方行动、各方反应等，直播内容巨细靡遗。劫匪通过车载电视掌握了实时全面的信息，当其得知弟弟被警方带走后，情绪开始失控。而电视观众目睹混乱的枪战场面、被射杀的尸体等，心理上遭受强烈震撼，一些香港观众因此出现心理问题。“直播人质事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误”，菲律宾媒体自由和责任中心路易斯教授指出。

　　新闻直播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记录突发事件，是记者的荣耀，也是媒体的卖点。但在危机事件的关键时刻，当直播可能影响到人物命运和事件进展时，“新闻人”和“社会人”的角色就出现了冲突。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印度孟买恐怖袭击案等突发事件中，都因有媒体的过度直播，使恐怖分子清晰了解到警方的部署，并最终影响了事件的进程。

　　在危机事件中，犯罪方越来越懂得“巧妙”利用媒介权力，媒体成为他们寻求轰动效应和谈判价码的直接通道。在“8·23”人质事件中，劫匪就直接打出要求“媒体介入”的字样，有的记者“幸运”地数次现场电话采访劫匪。记者本应是事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最终却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乃至“制造者”。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在“狗仔队”的追逐下最终丧生车祸，当属经典教训。她的哥哥曾感慨说，“我一直相信媒体会害死她，但我没想到媒体会采取这样直接的方式杀死她。”

　　新闻直播的时代，媒体触角无处不在。新闻记者因此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抑制自己的“权力冲动”，防止以公共利益和知情权为由使越权行为合理化，意识到尊重人的价值和维护社会公德比简单追求传播效果更为重要。“只有媒体工作者坚持不懈地自愿维护最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自由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数百年来孜孜探求新闻自由真正内涵的学者们如是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