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世博会在给国人带来民族自豪感上升的同时，也带来了大国虚荣心的泛滥。这是一种容易背离我国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和邓小平开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加的基本路线相违背的虚荣心，值得警惕。

　　从词源学上讲，虚荣是指“虚幻的荣耀”，“虚假的荣名”，是对自身的外表、学识、作用、财产或成就表现出的妄自尊大。心理学上认为，虚荣心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自尊心，是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一种追求虚表的性格缺陷，是人们为了取得荣誉和引起普遍注意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情感。大国虚荣心，主要指与大国自尊心相联系的对大国尊严、地位，以及自身的文化和成就的过分妄自尊大，过度敏感，也是一种在国家交往过程中的性格缺陷和不正常的社会情感。

　　自汉朝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东亚局部国际体系的中心，一直是其他周边国家“朝贡”和学习的对象，一直享受一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国人也一直喜欢拥有这种被众小国奉为“天朝大国”的感觉。而封建官本位文化下的等级制也使得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尊崇地位和身份，更喜欢拥有宏大场面的虚荣和排场。在国际关系场合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许多国人本能地把虚幻的大国虚荣看的比什么都重要，一如国人把做官的排场看的非常重要一样。许多学者讲到“朝贡体系”下，中国封建王朝更重视的是“天朝大国”的尊严，而不是通过贸易获得经济的实惠和其他实际的国家利益；明朝“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是宣扬“天朝大国”的国威，追求的是“四夷宾服”的虚荣。而古代的国人和学者，也喜欢在津津乐道周边国家国家的“小”和“夷”，以及对“天朝”的恭敬过程中享受大国的“排场”。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种文明的交融，中国政府和学者也逐渐“习得”从国家利益角度思考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但“大国”虚荣的思维惯性却依然随着历史在延续。建国后，百年耻辱下饱受伤害的大国虚荣又开始急速膨胀，所有与大国地位和尊严相联系的标志：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直至革命的中心，都成为上自政府，下至百姓急于追求的目标。早在建国初期，刘少奇就曾经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并且断言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即使鼓舞也是榜样，新中国也要担负起援助这些国家革命的任务。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已经把自己当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中心，抗美援朝、援越的决策，无不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国内政治开始有“左倾”倾向，国际上也试图发挥更大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建国后国内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就情况下，举国上下急于让中国成为世界中心心态的一个大表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不能简单归结于毛泽东的“左”的错误。在百年耻辱后，国人对大国地位和自尊的渴望之强烈，几乎成为一种本能。因此有学者在评论毛泽东的革命主义外交时说：“在一个想像中的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文革的确反映了国人对“世界中心”式大国虚荣的偏爱。

　　美国在独立之初也和中国一样曾经面临欧洲大国的各种压力：英国在边境虎视眈眈，西班牙在贸易上歧视并在边境挑动分裂；法国则试图干涉美国内政。但美国采取的却是一条与中国不同的低调务实的孤立主义外交，这是美国在19世纪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孤立主义拿华盛顿的话就是：“欧洲有一系列与我们无关或关系非常微小的利益……我们在发展我们的商业关系时，尽可能地避免同国外发生政治关系。”其实质就是不卷入欧洲纷争，并积极发展中立条件下的贸易，还尽可能在美洲大陆这片欧洲诸强鞭长莫及的领地进行扩张。因此，对比一下美国在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我们包含大国虚荣心的外交是多么的有失理智。

　　应该感谢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邓小平把中国从大国虚荣的迷梦中带了出来。这首先表现在他更多的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始终坚持把国家经济发展，而不是大国的虚荣，放到了国家内政和外交的首要地位。有人指出，在邓小平的诸多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发展”，在其文选第二和第三卷中，发展一词各出现了240次和450次，可见对发展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最核心、最长远利益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以及强调中国经济要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就“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实际上就是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这些经济发展所需的条件提到新高度的体现。

　　其次，邓小平也始终努力“争取长时期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也就是认为应把经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来处理外交问题。在邓小平时期，中国外交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以及“不划线”的原则；在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过程中，也坚持“不当头、不称霸”。所有一切就是为了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合作和低调，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并尽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

　　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为我们开创了一条求真务实的路线。之所以说其求真务实，关键就在于这条路线建立在对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把经济建设做为国家一切事务的中心，埋头致力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尽管在国际事务中的低调可能不像毛泽东时代那么轰轰烈烈，但却保证了国家建设的良好环境。可以说，正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我国的国际环境开始一天天走向好转。

　　但30多年建设积累带来的国力的提升，也使得国内的大国虚荣心又开始抬头。一些媒体近年来津津乐道于中国的GDP开始超越了那些国家，成为世界第几，开始关注和讨论美国学者有点“捧杀”的G2，关注于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提升的意义，更煞有介事地强调西方，甚至某一邻国的某一外交举动伤害了中国的那些自尊。网络上也到处流传着中国的某某武器天下第一，综合军力天下第几，经济实力如何强大的盲目自大，对于和中国有领土及其他争议的国家，则动不动就以冒犯了大国“虎威”的口气，呼吁抵制其商品，或给予军事教训。军界的“鹰派”和“鸽派”之争，则早已为众人所知。因此，如新加坡学者所说：“中国仍然缺乏理性民族主义，但有太多的义和团主义，动不动就要打打杀杀。”是很有道理的。在外交日益民主化的今天，这种觉醒的大国虚荣，埋不下头做事的浮躁，更容易使得中国政府求真务实的外交被“挟持”。

　　但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中国是否应放弃“韬光养晦”的苗头。之所以说学者们的这种争议可能更令人不安，原因就在于学者们本身就应该是外交中最为理性的群体，而且，学者们对国家的外交决策有着比一般人更为强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一句古语可能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对比一下美国政府的外交是什么时候才走向世界，就会清楚我们现在讨论是否放弃“韬光养晦”是多么的不理性。其实早在1890年美国的工农业产值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美国从学者到政府仍然坚持孤立主义，实际上就是继续致力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甚至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了战争横财”之后，威尔逊总统参与国际联盟的提案仍然被国会否决。基辛格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尚未准备好承担如此全球化的角色”，但实际上是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仍然在外交中占据上风，美国上下仍然对世界范围的大国纷争，特别是大国的虚荣缺乏兴趣。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反映仍然是理性的。在每次国内包括大国虚荣在内的民族主义泛滥的时候，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外交争议激化的时候，中国政府总是强调“理性爱国“，强调把爱国的激情转化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上来。这符合国外学者所说的中国当前的外交应该是“内向性的”，也符合邓小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的基本方针。

　　但仅有高层的理性是不够的。我们当前还需要加强知识分子中关于“韬光养晦”的务实路线应继续长期坚持的共识，并努力让这种共识走向普通民众，成为普通民众的共识。毕竟在外交日益大众化的今天，民众的呼声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本身就给处于国内政治经济剧烈变动期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如果我们自身不能很好地面对与处理和我国有这种那种争议的国家的关系，那些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疑惧，甚至敌对。有学者说：“但凡崛起的大国都可能遇到‘成长的烦恼’。对于快速崛起的中国而言，这种烦恼不仅体现在要处理日益复杂的各种国内问题，还体现在要时刻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一言一行的反应和感受。”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应该理性地应对这种“成长的烦恼”。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