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指标体系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表现和观念总结。而我国是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并存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还没有完成，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还十分尖锐。如果忘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定位，仅仅根据目前还不可能统计准确的所谓宏观运行指标判断经济形势，必然在冷、热、胀、缩上转圈圈。多年来，许多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ＣＰＩ低于３％就是通货紧缩，挥之不去，高于３％就是通货膨胀又来了，甚至把物价上升与通货膨胀划了等号，物价指数就是通胀指数。在这种思维定势之下，产品的价格波动都成了通货问题，货币政策松松、紧紧，紧紧、松松，难免手忙脚乱，甚至与市场机制对着干。当前的物价走势本来是由生产成本、供求关系和流通渠道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却被人们当作政府积极货币政策的产物，慌慌张张采取紧缩政策，闹出来张冠李戴、对牛弹琴的笑话。

　　在现阶段，物价的水平每年４％左右的增长是相当理想的运行状态，我国要正常发展、正常增长，必须面对物价指数目前这样高的水平，当务之急，是根据物价指数加大对低收入人群财政补贴的力度，千万不要采取人为限价等逆调节措施。

　　货币贬值必然引起物价上升，但是物价上升不一定是货币贬值造成的。我们必须搞清楚，在商品货币关系变动中，到底是货币贬值引起了物价上升，还是物价上升引起了货币购买力下降？我们在调控之前必须诊断准确，究竟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不能看到物价上升就紧缩货币的发行量。

　　如果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的需要，造成了货币贬值和物价上升，货币是自变量，物价是因变量，我们的对策毫无疑问是回笼货币、控制发行量，这种性质的政府调控属于治理通货膨胀范畴；如果货币发行量没有超过流通的需要，也就是说货币自身并没有贬值，而是结构失衡、天灾人祸、生产周期引起的物价上升，造成货币购买力下降，则物价是自变量，货币是因变量，不管波动的幅度多大，都不能采取紧缩银根的对策，只能采取抗天灾、减人祸的措施。如果采取人为限价的办法，等于打击供给，延长阵痛。政府应该把这种波动看作是市场机制在自发地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冷静观察、谨慎出招，给市场自组织自调节留下充分的时间。当务之急，是根据物价指数加大对低收入人群财政补贴的力度，千万不要采取逆调节措施。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即Ｐ＝ＧＷＤ／Ｓ。物价的升降是由币值Ｇ、价值Ｗ、需求Ｄ和供给Ｓ四个基本因素决定的，而币值只是由特定流通速度条件下的发行量决定的。如果价值、需求和供给关系不变，货币发行量的变化使货币升值或者贬值，引起物价下降或上升，是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而如果货币发行量正常，币值没有改变，由价值、需求和供给变化引起的价格上升或下降，就不是通货问题。

　　只有在科学技术进步使商品价值的下降足以抵消需求大于供给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才能维持稳定的水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不足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与自然永恒的矛盾，科学技术进步永远不可能超过人们需求的愿望。因此，在科学技术进步弥补不了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产品价值下降的速度抵消不了需求对价格的拉动，物价水平必然是不断上升的。这是需求拉动价格刺激供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但是，供给的增长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于是货币对实物的购买力下降。这种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不等于币值的降低，而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获得了更高的货币表现，也是对需求的一种抑制，促进人们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更加理智的消费，平衡欲望和现实的关系。

　　３０年前，北京城一斤黄瓜４分钱，现在已经达到２元多，剔除剪刀差和反剪刀差因素，价格也至少增长了２０多倍。这足以说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提高都没有抵消成本的上升和需求量的增长。这期间，价格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是劳动力的价格，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２８倍。那么，３０年后会如何？科学技术进步的水平肯定比目前要高得多，需求量也不会增长得这么大，价格上升的幅度不会像前３０年前那么大了，但是上升的趋势还是不可能改变的。人工成本上升的幅度肯定还是价格上升的主要推动力。任何人都希望收入越高越好，物价越低越好。但是，收入提高，物价不上升是不可能的。理智的选择只能是力争使收入提高的幅度大于物价上升的幅度。头脑正常的人恐怕都不会希望回到３０年前的低收入和低物价的状态中去生活。因此，我们必须以平常心对待物价问题，不能为了维持低物价，牺牲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