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信息革命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我们的综合国力将大大提升，在全球竞争中挣得一席之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么，怎么才能把握好这一机遇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牢牢把握好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在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信息化的浪潮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与人交流的方式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10年后又会怎样。从生产上来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催生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一大批号称为新经济的企业，比如苹果、辉腾、思科等。新技术革命本身在不断演进，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生产方式也随之改变——从手动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都是顺应这一趋势提出的国家战略。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远远不限于技术领域、生产领域。比如，在新能源领域，美国对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大幅度压低了美国天然气的价格，使得美国从原来的能源进口国变成一个能源供需平衡还略有盈余的国家，进而进一步导致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改变。

　　新技术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高度融合。与以往的技术革命相比，信息技术的渗透性是最强的，它可以渗透到各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新经济企业它的信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举例来说，阿里巴巴的成功其核心不在于提供了一个网上的市场，而在于建立了支付宝。支付宝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解决了买卖双方的信用问题。再如互联网金融，今年有个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就是通过互联网众筹的形式来实现融资的。可见，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所谓新经济，其实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共同融合的产物，你想把它分开也是分不开的。

　　新技术的发展和用新技术革命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定要并重。新技术革命催生的不仅有新经济那一块，还有其提升传统产业的巨大空间。尤其对中国来说，传统产业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品质量、服务和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相比差别都很大。用新技术革命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能给中国带来很多新的发展机会。比如汽车行业，目前我国还没有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企业，要想打破现有的汽车产业格局非常困难，但新技术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像美国的新能源汽车特斯拉，就对原有的产业格局形成了冲击。所以，如果我们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对传统产业加以改造，就有可能让我们的传统产业实现弯道超车。

　　第二，把握新技术革命的机遇，一定要有全球的视野、整合全球的资源。近代闭关锁国导致的惨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用全球的视野，牢牢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进展和趋势，不能再落伍。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决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那样只会令你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开展全球的合作，加入全球的进程，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要继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把资金、跨国公司、人才引进来， 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去利用不同国家的特色优势资源。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就是海外低成本并购。中国企业要抓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必须用全球的视野来整合全球资源，我们的政府应调整相应的体制机制来支持。

　　第三，把握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核心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有一套适应新技术革命的体制机制。我们是很重视科技创新的，但是以社科院所为主的这套模式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就像科技大会上总书记总理所讲的，如果搞创新的同志整天去报发票，天天填表去申请经费，显然是不利于创新的，这牵扯到财政经费管理体制等一系列科研体系的改革。我认为，面向全球竞争创新的主体既不是政府也不一定是科研单位，而应该是企业，应该紧紧围绕着企业这个创新主体来设定我们的体制机制。

　　从全球来看创新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追赶型的创新体制，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进步的方向很明确，落后即追赶，通过整合好政府产、学、研资源，尽快突破技术的瓶颈，然后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另一类是领先型国家的创新体制，没人知道技术发展的方向在哪，只能靠大家到市场上去试。对中国而言，这两种体制都需要。我们大量的传统产业还面临着追赶的问题，当你追赶到了前沿可能就需要另外一套体制了。此外，商业模式的进步往往会对原来很多体制形成挑战，比如互联网金融、优步，都对监管部门形成巨大压力。你的体制机制怎么能够适应新经济的发展，适应技术创新的要求，这里面有很多要改革的地方，不是说把美国的制度简单搬过来就行了。一套体制机制真的有用没用，要和国家的发展阶段、国情、文化、政策相配套，毕竟“鞋子好不好，只有脚知道”。我们要认真深入地去研究技术革命对体制机制提出来的要求，然后坚定不移地来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深化改革，不断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去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