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民

　　文化消费与文化需求既相关，又不相同。所有的文化需求本质上都是精神需求，但是精神内容以何种方式与何种物质载体相结合，有着无数选择。文化需求具有潜在性、随机性和非必需性等特点，不同于物质需求那样具有刚性和可预见性。文化消费是在文化生产激活文化需求后，在购买力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从理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化消费缺口”问题。

　　文化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转化为文化消费，与三个因素有关，即金钱、闲暇和修养。这三个因素并不包含任何褒贬轩轾，无论是钱多钱少，有闲无闲，修养高低，其实都可以找到满足文化消费的方式和渠道。只是这三大因素会决定其需求的内容和结构，进而从市场层面影响了供给的内容和结构。换言之，因为文化需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心理和情感的需求，从根本的层面上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无论供给侧提供什么产品，投放到市场总会有所反应。由于文化需求是富有弹性的，是潜在的，是需要被唤醒的，因而也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因此，文化生产在生产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文化需求。在上述三要素具足的前提下，也就在生产有效需求。反观一百多年的文化史，每一种文化业态诞生后，都涌现出一批忠实的拥趸。从唱片、电影、电视、网络游戏等，无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市场，创造了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消费是文化供给的函数，是一个因变量。由于文化产业的高度市场化，文化消费对生产的影响不可低估，在一定程度上还左右了文化供给，并且放大了文化供给侧的问题。正如布迪厄所说，在文化与艺术场域，行动者(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用文化资本为武器进行斗争。他们的力量大小，获取利润的多少，与他们所掌握的文化商品、文化能力的水平是成正比的。供给侧必须研究文化需求，制造文化产品，引导消费。

　　当前扩大文化供给侧对消费的引领作用，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努力提升内容供给的水平。文化消费的核心是内容消费，内容创新也是文化进步的阶梯。文化生产和文化供给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有价值的内容。首先要改变文化产业急功近利的状况，不能将文化简单当成赚钱的工具、上市的跳板。要在供给侧弘扬工匠精神，让精品力作成为时代话题，成为时尚先锋。其次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承载，寓教于乐，使得每一个文艺作品都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要反对媚俗，一味迎合市场。

　　二是努力推动文化业态的创新。文化供给侧应当紧紧抓住科技进步的重大机遇，积极探索新型文化业态。通过更加新奇的用户体验，激活民众的消费欲求，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和领域。

　　三是努力推动文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对社会资本流动起到引流作用，提升文化供给能力和规模。同时，也通过多元投资主体，鼓励和刺激文化供给侧的竞争，提升供给的水平和质量。要进一步完善文化领域的准入制度，清理负面清单，改变文化产业资源配置上的过度行政化，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在供给侧发挥“鲶鱼效应”，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改革，解放其生产力。

　　四是努力改变文化管理方式。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福祉，应当加大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的力度，改进公共文化产品提供的方式和内容，在促进文化消费中发挥政府的引导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又承担着社会文化管理的责任，需要改进行政管理。政府应当严格限定在裁判员的位置，切不可冲到前面去当教练员，更不能当球员，赤膊上阵。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积极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供给水平和能力，是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

　　李向民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