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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彪:重塑经济新动能的关键举措
2016-12-29 14:22:00  来源:交汇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来部署,一方面说明我国在新常态的政策框架下,已经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和行动序列;另一方面也客观地表明,面对经济缓中趋稳和不断分化的趋势,目前资本的“脱实向虚”倾向令实体经济发展的挑战加大,结构纠偏的任务重大和艰巨。在现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要求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奠基作用,其相关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产生纲举目张的效应。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我国经济运行中“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已经引起了许多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不良后果。众所周知的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作为代表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但是在最近十年左右,实体经济企业在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的严重挤压下,其动力功能正在逐步衰减,这是导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是房地产的资产泡沫,吸纳了社会主要的资源,挤压了民众消费能力,拉高了利率水平并推高了制造业的成本,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阻碍因素。很多实体企业在由此导致的高成本挤压下,已经无法赚取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一些企业纷纷主动地退出市场,或被动破产倒闭。

  纠偏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平抑资产价格膨胀,重塑实体经济发展的新环境和新动能,一般来说可以从“堵”或者“疏”两个方面发力:前者就是利用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限制或压制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价格,以及某些交易行为等;后者则要通过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把主攻方向定位于提高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创新驱动、品牌建设和发扬“工匠精神”,为市场增加更多的优质资产供给,以此平抑其价格上升趋势。总体看来,“堵”不是有效的方法,某些激进的非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很容易刺破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比较好的办法是“疏”,即:一方面,可以在虚拟经济领域通过鼓励金融改革和创新,优化金融流程和结构,满足广大居民在收入提升之后不断增长的投资理财需要,从而平抑由资产短缺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以供给侧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为虚拟经济领域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鼓励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消灭无效、低效和“僵尸企业”,引导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化解实体经济领域的过剩产能。也可以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的资产配置的选择机会。这些都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在发展的新阶段中所面临的新问题。

  由此可见,努力振兴实体经济,是纠偏“重大结构性失衡”的重要举措,是平抑资产价格膨胀、抑制“资产荒”的根本性措施。不难看出,能否让实体经济获取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同时让那些从事技术创新的杰出企业获取超额经济报酬,是实体经济能否振兴的最主要的微观经济机制,也是社会可以用所获得更多的优质金融资产去平抑膨胀的资产价格的关键和基础。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现在虚拟经济发展过度了,必须回归它的原有功能。只有让虚拟经济回归自己的基本功能,发展实体经济的成本才能降低,发展环境才能优化,发展新动能才能形成。

  我认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纠偏“脱实向虚”倾向、振兴实体经济的具体措施,认真去贯彻落实,使其落地生根,必将重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一,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去严重过剩的产能,是为了重新恢复实体经济的正常供求关系,推动实体经济企业持续复苏和振兴。落后产能主要有三种:在技术层面,指以落后技术和工艺装备为基础的生产能力;在市场层面,指丧失了竞争力的生产能力;在政策层面,指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不达标、不合规制的生产能力。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去产能,就是要把前两类落后产能全部交给企业和市场调节。而对第三种落后产能,政府应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以各种准入门槛来完成淘汰目标,加强规则意识,减少计划意识;加强选择意识,减少指令意识。这是良性产能治理的要件。

  第二,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给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既是为其减负增利,也是为了防止出现金融风险。当下,由于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搅在一起,很难区分其边界,因此重点去企业杠杆十分必要。另外,现在中国企业负债有100多万亿,即使按照4%的利率来计算,一年也要支付利息4万亿,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的增长总量。这样下去必然会危及和掏空实体经济,使我国经济提前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维持降低企业杠杆率,一是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二是要加大股权融资力度,降低银行贷款比率;三是要加强对债务的软性预算约束的管理,强化企业自身对债务杠杆的硬约束。

  第三,要给实体经济企业加大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的力度。降成本具有双向调节供求关系失衡的政策含义。现在成本的高低问题,由于涉及产业转移,已成国际产业竞争和内经济政策的焦点。从成本视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发展效果。降成本包括降要素成本和制度成本两块。前者最重要的途径是提升生产率,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成本等;后者就是要通过制度改革,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等。

  第四,在提高质量、创建品牌、创新驱动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两个振兴实体经济的直接有力的措施,它们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崭新视角:一是要建设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加强引进外资工作,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央明确地把吸收FDI与发展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对于促进引进外资工作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二是从优化产业组织的角度,提出了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要求,即要提高大企业素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使中小微企业更好参与市场公平竞争。通过优化产业组织来振兴壮大实体经济,这个办法有很多优越性,政策操作的空间也很大。如新日铁占日本钢铁产量、浦项占韩国钢铁产量都是50%以上,而宝钢和武钢合并后,仅占中国钢铁产量的7.6%。因此产业组织程度低,是我国各行业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根源之一。

  第五,通过抑制房地产泡沫,为实体经济创造低成本的发展环境。一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让其回归消费品功能。这将为制造业降低成本、鼓励创新创造良好氛围。二是提出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可用增加土地供应的办法来缓解的举措。其实,这不仅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而且还要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这是降低这些城市房价上涨预期的根本办法,将会对房价持续上涨产生重大的抑制效果。三是要求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这是要大力发展城市群的重要信号,不仅可以抑制这些功能过于密集的城市的房价上涨,也可以对三四线城市产生去房地产库存的效应。

  第六,通过深化国企改革,以及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为实体经济企业奠定发展的制度基础。一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以此奠定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要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这对于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提高近年来逐步下降的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

  ……………【小 传】……………

  刘志彪,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三角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全国十二届政协委员、江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他曾经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副书记。刘志彪教授出版过40多本学术专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500篇。论著曾经十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的学术奖励。同时,他还积极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获得过中央和省部领导肯定性批示20多次。

  他获得过的重要学术荣誉有:南京大学首批跨世纪中青年学术骨干(1992年);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首批入选者(1997年);人事部等7部委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2005年);江苏省333人才第一层次兼首席中青年科学家(2007年);江苏社科名家(2015年)。

来源:交汇点   编辑:吴鑫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