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和慰安妇的合影。

　　我要留下这条命来看世界

　　纪录片《三十二》是2012年拍摄的，片中的老人叫韦绍兰，1920年出生。

　　2012年，我在微博上第一次看到韦绍兰的名字，觉得她的故事非常离奇，也觉得是不错的素材。因为此前十几年我一直在做副导演，从事影视剧拍摄，2012年夏天，我到了广西去拜访韦绍兰。

　　她曾经是我们在历史书籍提及的慰安妇。1944年，日本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当时韦绍兰24岁。有一天她背着一岁的女儿在山口被日军发现，一个日本兵举起了刺刀，没有捅她却挑断了背带，孩子掉到地上，她没有办法逃跑，之后她被押上车，送往日军据点。这辆车一路开一路抓了好多妇女，把她们运到了离新坪镇30里以外的炮楼里，日本兵每天都会去强奸她们。

　　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趁着看管的日本兵打瞌睡，她背起女儿，从日本人身上慢慢迈过去逃跑了。她顺着小路走到天亮又走到快天黑，然后和孩子缩在一个老奶奶家的稻草里度过了离开日本据点的第一晚。第二天又走到天黑，终于回到自己家里。当时她的丈夫在吃饭，看见她就说：“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回来了。”韦绍兰当时就哭了，反而是她的婆婆劝她，说先给阿妹煮点粥吃，吃完了给她洗个澡。丈夫恨她骂她，说她出去学坏了。婆婆说她不是学坏了，她是在山头被日本人拿走的。邻居也说，幸亏她乖（当地人把机灵称作“乖”）自己跑出来，有的人想跑都跑不出来。

　　韦绍兰是11月份跑回去的，大概是因为营养不良，12月份她的女儿死掉了。又过了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怀的日本人的孩子。她就想死，喝农药，被邻居救回来。婆婆还是劝她，不管男孩女孩都得生下来，万一你以后没生育能力怎么办？1945年，她生下那个孩子，取名罗善学。

　　罗善学告诉我，他从小受到异样的眼光看待，至今没结婚。有一次我问母子俩，你们对将来怎么看？韦绍兰回答说她还没活够，这个世界红红火火的，她要留着这条命来看。我当时就想这个老人她为什么心里会那么乐观？我们聊天时她经常走神，所以我听她说过这么几句话：天下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可能是当地的俗语，但从她嘴里念出来，仿佛是说自己的人生。

　　苏教授给抗日女战士刻了一个碑

　　正因为遇到了韦绍兰，我决定以纪录片的形式，把其他受害者都记录下来。

　　我到上海师范大学，找到苏智良教授，他做慰安妇研究30多年，聘请的研究员和调查员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网络。他告诉我，在世“慰安妇”人数每年都在减少，2012年全国还剩下32位，所以那部纪录片就叫《三十二》，到了2014年，他说这些老人只剩下22位，所以第二个纪录片就叫《二十二》。

　　我们在海南拍了一位老人叫林爱兰，当地人都叫她阿环。1939年，她14岁就参加了琼崖纵队，成为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员。后来她跑到日本部队的内部，偷出子弹给我们的部队，她说她曾用枪打死两个日本兵。正因这些，政府奖励了她两枚纪念章，她把纪念章看得比命还重要。1941年林爱兰被抓到加来一个日本据点，在那里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她不能走路，每天坐在一张椅子上，只能依靠双手支撑椅子慢慢挪。林爱兰一辈子没结婚，快70岁时收养了一个女孩，取名林宝香，阿香后来嫁人了，生了孩子，就没时间去照顾她，把她送到养老院。老人第一次见到我们，就从衣服兜里取出那两枚纪念章给我们看。老人性格非常刚强，眼神也很锐利，有一次我问她，日本人抓你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她说，她当时被抓进去快2年时间，然后她沉默了。

　　2015年12月23日，林爱兰去世了。2016年元旦，我们去给她上坟，看到她的坟头只有一堆黄土，连碑都没有。阿香说在他们海南临高那儿有个风俗，立碑的人必须是逝者的儿子或男性亲属，否则就没办法把逝者的魂招回来。后来苏教授给林爱兰老人刻了一个碑，2016年4月立在她墓前，上面写着“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老人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去记录

　　朴车顺老人是韩国人，在中国生活 70多年。十几岁时日本人告诉她中国有个袜子厂，可以去打工挣钱，她跟着那个日本人从韩国来到武汉，被骗进慰安所。朴车顺逃出来后嫁给当地一个农民，改名叫毛银梅，姓毛是因为她喜欢毛主席，叫银梅是因为她丈夫喜欢白色的梅花。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她就再也没回韩国，后来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孩。后来有韩国人到她家里去帮助老人，他们的养女黄美容才慢慢一点点了解妈妈的事。毛银梅是我们接触的老人中居住条件比较好的，房间墙上贴着韩国地图，地面也铺了软垫，都是韩国志愿者帮她装饰的，我们去了就席地而坐，跟她聊天。她心情好的时候，还会唱起小时候学的韩语歌。我们在片中拍了一段老人唱《阿里郎》的镜头，这部纪录片在去年和前年被韩国电影节邀请去展映。放到这一段，很多韩国观众会流泪。韩国人还邀请我们参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没间断的首尔周三集会，他们在日本大使馆门口立了一座“慰安妇”少女铜像，每周三民众会到大使馆门口去，声讨日本，让他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

　　《二十二》这部纪录片应该以什么角度去拍摄，困扰了我很久，我也很纠结，但随着长时间和老人接触，我坚定了当初的想法，就是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去记录，就像海报上那四个字：“深情凝视”。我跟这些老人聊天，说到日本人的暴行、说到慰安所的遭遇，她们都会很伤心，而让她们更愿意记住、更能动感情的还是家人。韦绍兰老人听丈夫说：“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她流泪了。毛银梅老人回忆小时候逃难时她没赶上火车，母亲跟妹妹在火车上，火车开走了，她在下面追，说到这一刻她哭了。林爱兰老人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日本人绑起来扔到了河里，讲到这儿的时候她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李爱莲老人从据点逃回家，丈夫对她说：“没关系，我们以后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又不是你自愿的。”李爱莲老人说到这儿的时候泣不成声。我在海南认识了一位日本留学生，叫米田麻衣，她跟海南这些受害人接触了有5年左右，有一次我问她你跟老人相处这么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告诉我，王玉开阿婆的家人有一次拿了一张日本人的照片给老人看，那上面的日本人很老了，80多岁，老人看着照片，她没有哭，也没有生气，她笑了，她说：“日本人也老了，连胡子也没有了。”因为时间原因我不能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但是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下每一位老人。我还是回到屏幕后面去。

　　李美金，海南人；陈连村，海南人；陈亚扁，海南人；符桂英，海南人，她是这些老人中最年长的，1919年出生，2015年去世；符美菊，海南人；黄有良，海南人；林爱兰，海南人；王志凤，海南人；毛银梅，韩国人；曹黑毛，山西人；郝菊香，山西人；李爱莲，山西人；李秀梅，山西人；刘风孩，山西人，她是惟一不愿意接受拍摄的老人，2017年去世；刘改连，山西人；骈焕英，山西人；任兰娥，山西人；张先兔，山西人；赵兰英，山西人；李凤云，朝鲜族；何玉珍，广西人；韦绍兰，广西人。

　　这些老人是我们2014年拍到的22位，截至2017年1月，这些老人只剩下11位。（2017年8月12日《二十二》上映时，在世的老人只剩下8人。）

　　（郭柯，纪录片《三十二》《二十二》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