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中国研究》等学术刊物编委会委员。

　　曾担任2009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首席专家，现担任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儒家伦理的社会化路径”首席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作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

　　记者：您一直在倡导研究中国社会，开展社会学的本土研究，您如何看待本土研究的重要性？

　　翟学伟：目前，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努力去建构理论的人比较少，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西方的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现象、社会过程、社会行为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它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理论本身有西方文化的支撑，有的概念也是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如果我们总是到西方去拿理论、拿概念，一方面只能看到西方概念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想说明的、重要的内容，却因为不在西方，就被放弃了。所以我觉得研究本土的社会科学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关系”，每个人都认为“关系”很重要，或者说懂中国社会要懂关系，但是如果同西方学者讲这个概念很重要，首先，需要澄清关系概念的含义。其次，如果说清楚了中国人对“关系”的理解，他不会认为很重要； 如果我们展现了对“关系”的很多复杂的理解，那他就更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因为，在西方教材和学术研究中，“关系”是没有的、空缺的。所以，即便“关系”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很重要，学习社会学的人也无法学到，这是目前这个学科面临的缺陷和问题。

　　我们倡导研究中国社会，做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其实就在强调，不要总是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说中国的事，不要一说中国的事，先想着西方理论和概念是怎么说的，而应该不受西方理论思想的“干扰”。当然，这不是说不去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而是在全面了解后，看到中国社会自身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和西方社会的差异，然后去寻求怎样来表达它们。

　　记者：您刚才讲到“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很重要的内容，“关系”的本土化研究历程是怎样的，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翟学伟：我们在寻找中国人重关系的根源时，通常的方法就是找它的文化根源。从文化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常见的、被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太过于沉浸在文化当中，会有一个麻烦——没有办法跟西方人对话。

　　理论“不讲文化”才可以解释世界。反省我们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常常非常情愿、主动地说我们的文化不一样，用文化去解释特定行为模式。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了局限性：不能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来讨论。

　　那么我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社会现象先在文化中建立起来，再把文化慢慢从中拿掉，建立一个更高的理论，回过头来，再将文化放进去，就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不放进去，就可以解释其他社会。

　　记者：您有没有形成这方面的理论构架或者设想？

　　翟学伟：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关系向度理论。以往对关系研究偏爱从血缘和地缘角度来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文化特征就特别强，如果不看重血缘和地缘，往往就解释不了。虽然我们在城市生活，来自不同地区，但我们依然重视关系，但是理论解释不了，因为这里面没有血缘和地缘。

　　关系向度，我认为就是要讲清楚关系的形式化。那关系的向度怎么去考虑呢？由于时间性和空间性是所有人交往都具备的两个维度，时间性的意思不是物理时间，它有长短之分。空间性也不是物理空间，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流动性。于是，就可以把时间性分成长程性和短程性，空间分成高选择性和低选择性。关系的时间一旦有长短、空间上有选择，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组合成四个象限，就得到了四种不同的关系：短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松散关系，短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约定关系，长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友谊关系，长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固定关系。

　　在这四种关系向度中，最值得思考的关系是松散关系。就是我跟你交往时间特别短，但是我的选择性又非常高。回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在车站、码头、地铁、广场、超市等地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在约定关系中，我们得到的就是时间上依然是短程性，但是它的选择性是低的。说得更生动一点，我们今天的交谈就属于这个情况，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段里，我们构成了一个短时间性和低选择性的活动。

　　人的活动，有时候是在松散关系里，有时候是在约定关系里，它是可以从松散关系走进约定关系的。松散关系，还有一种可能，它会走到长时间性和高选择性里。在人类的交往中，什么样的关系是时间拉得很长、选择性更高呢？我们发现最符合标准的就是朋友。不能说我交往的人都是朋友，我要挑一挑，所以选择性很高。

　　还有一种就是长程性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对照现实生活，我们发现它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从关系向度看，中国人的关系实际上不只是文化的问题，它是一个属于时间上长、选择性低的关系向度。这就从文化的解释上升到了形式的解释。

　　记者：这种研究方式需要有所突破，一路走来，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或感慨？

　　翟学伟：要说经历，感慨更多的是有时候会觉得辛酸。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在学术圈子内，会被一批崇尚西方理论和概念的人压得没有声音。所以我的抵抗不仅仅是要立下一个志向——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还要发出声，而且声音要发得大，敢于和只认可西方理论的人挑战，而且还要让他们在挑战中承认，我的研究是有道理的。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做得也很难。因为我们现在要完全在中国社会中去寻找概念，去建立理论，去寻找方法，这是一个很难的事。

　　记者：您在治学方法、学术思想方面都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您能不能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翟学伟：我觉得今天的学生，不缺乏聪明和用功，也不缺乏愿意拿出时间来读书。但有的时候研究做得不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学会思考。读书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读书是为了思考，对现有的知识提出质疑。未来能够做出一点点成绩的地方，往往是从疑问的地方开始的。没有疑问，只是把研究的现象和现成的理论套在一起，就认为工作做完了，每年可以炮制出成千上万的论文，但意义性不大，因为这里面没有体现思考价值。所以我觉得思考更重要。有了思考，就能带着问题去读书，就会留意到很多重要的见解，并增添新知识；如果没有思考，只是了解讲了什么，那么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就忽略掉了。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查知识点变得很容易，我们不能够把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我们也不能把知识分子当成是只了解现成知识的知识分子。

　　记者：作为《思想周刊》的作者与读者，您有何建议？

　　翟学伟：希望《思想周刊》立足于中国现实，尽最大努力提出原创性的理论思想。 本报记者 魏晓敏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