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并将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是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重大调整。从经济学上看，新时代的本质是精神经济。
量变到质变：从生活水平提高到需要层次的跃迁
过去我们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归根到底是一句话，供不应求，也就是物资供给不足，不能满足需要。这是总量规模上的短缺，是对刚需的手足无措。经过本世纪初的需求拉动，再到近五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今，我们终于认识到，供不应求的大格局已经不再。我们已经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好不美。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时代变了，我们的指导思想也应当与时俱进，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在我国前一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为了生存和安全而奋斗的时候，还谈不上美好生活。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尤其是近年来，我们在政治、外交、国防领域的重大变革和成就，使人民不仅获得巨大的安全感，也大大提升了人民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人民从追求物质财富，到寻求安全和尊严，再到更美好的生活，完成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实现的目标。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实质是向更高层次的对美、对尊严、对自我实现的需求。
美好生活的需要：本质是文化需要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来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是不一样。应当认识到，文化需要并不是高层次需要所特有的。但是，高层次的需要必然是更偏向精神和文化的。
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其本质是以文化为核心的需要。所有的产品和劳务，最终都成为精神性的，都成为符号，成为价值观的载体。从传统的影视图书等文化产品，到服装、汽车，甚至住宅，都将成为一个人审美趣味、品牌偏好、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的综合载体。文化将成为核心竞争力和重要驱动力。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九大报告对文化的论述无论是高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见的。更重要的是，在修改党章时，大会又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并写入党章，并且认为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这是我党对文化的意义和作用的最新理论成果，更凸显了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的重大作用。
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是美，是可以看得见的。二是好，是一种全面的体验。这不仅仅是质量好，而且要求设计更加人性化、个性化。美好生活是人人得到尊重，个性得到张扬的多样化包容性社会。
美好生活不是无条件的，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其第一个前提是全体人民的脱贫，其起点是小康。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除非有极强的意志和修行，人们是很难觉得生活是美好的。要在2020年前，完成精准扶贫的攻坚，同时加大对城市困难群体的帮扶，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不让一个困难群众返贫掉队。美好生活的第二个前提是各类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设施和各类文化设施的完善。美好生活的第三个前提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和秩序。
美好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人们的劳动和活动，不再是为了温饱而挣扎，而是在物质充足下，从事喜欢的事情，从观光、度假到体育、读书和写作。劳动不再是苦役，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所构思的美好未来。
进入“后昂起阶段”：中国新时代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世界各国物质生产经过爆发式增长后，都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昂起阶段”，这个阶段有几个特点。一是物质生产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二是社会进入转型，供给以创新驱动，需求以文化驱动。三是人均GDP将转入一个快速增长期。中国经济本世纪初15年的持续增长，具备了“昂起阶段”的所有要素。从国际经验看，这样的“昂起阶段”将持续10年左右，然后，进入“后昂起阶段”。美国的“昂起阶段”大致是在1960―1970年，中国的“昂起阶段”在2005－2010年。
可以预见的是，“前昂起阶段”的国家与“后昂起阶段”的国家的人均GDP差距将会拉大。我们认为，中国将进入高基数复利增长期。按年均增长7%计算，再过30年，中国人均可以达到76123美元，将超过美国2015年的水平。只要保持这样的国际安定、社会稳定，“后昂起阶段”的中国在人均GDP上最终将赶上美国。
这只是从人均GDP来计算，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约为美国的五倍，中国GDP总量赶上美国的进程也会相应缩短五分之四，也就是说，中国可望在6年左右，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的大国。因此，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伟大复兴不是国强民穷的穷兵黩武，而是人民富足、社会发达、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新景象。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