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造了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等多个种族灭绝营与集中营，专司关押德国及德占区犹太人，还有苏联等国的战俘，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短短四年多时间里杀害了100万以上的在押者。

　　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查出藏匿在阿根廷的原纳粹德国高级官员、犹太人集中营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秘密逮捕后运回以色列受审，最终将之处以绞刑。审判席上，艾希曼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他的言辞与其他原纳粹官员、军官及部分德国平民的自我辩护逻辑如出一辙，即声称对犹太人并无仇恨，执行、配合屠杀都只是在完成上级指派。这种说辞当然没有被采信，很多人依然相信，艾希曼的作恶，就是因为他本人是坏到极致，有着嗜血魔性、深受扭曲意识形态左右的狂魔。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她认为，艾希曼所为并不鲜见，他的罪行不容饶恕，但之所以会犯下如此惊人的罪行，不是因为艾希曼这个人特别于常人，而是普通人的“平庸之恶”在特定机制和环境下发挥到了极致。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六集纪录片《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2005年1月播出后，引发强烈震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奥斯维辛：一部历史》，就脱胎于这部纪录片。劳伦斯·里斯基于翔实的史料记载和解密档案指出，奥斯维辛并非最初就被设计用来杀人，只是作为战俘、社会隔离人群暂时关押的场所，但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德国的粮食供给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在保留部分集中营人力、产能的情况下，杀掉对纳粹德国构成负担的更多在押者，希特勒、希姆莱等纳粹高层开始转向这一选项。集中营也就是这样从过去意义上的隔离营，逐步变成了吞噬生命的灭绝营。

　　这是魔头之恶还是集体罪恶？

　　史学界的一种主流看法是，二战战后，德国深刻反思了战争责任，德国人洗心革面。但实际上，在二战期间曾经参加过党卫军、德国国防军而又没有在战后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很多人，并不是其自辩宣称的那样无辜。《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以大量个例为据指出，加入纳粹党及党卫军、德国国防军，认同种族灭绝理论的多数人，并非受到胁迫，而是积极主动为之。部分被安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的党卫军军官，不仅接受命令完成了工作，而且还竭力“创新”杀人办法。

　　书作者采访了一位曾参加过屠杀犹太人的前党卫军士兵汉斯·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对屠杀行为“并不感到抱歉”，他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于犹太人的仇恨，因而成年后主动加入党卫军，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前党卫军少尉阿尔伯特·威德曼受命改良杀人技术，他先后试验过用炸药将在押犹太人炸死、一氧化碳窒息死亡、毒气室杀人等方式，毫无愧疚意识。而那些并没有加入德国战争机器的平民，对于犹太人的态度也并不友好。书中列举了汉堡市民乌韦·斯托约翰的说法，当时16岁的他站在这边看着犹太市民从家里被搜捕然后押送到火车站，“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

　　作者说，“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而那些旁观无辜犹太人受害的市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冷漠终将使得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族群承担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