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书与人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在北京去世。在汪曾祺逝世20周年之际，由跟踪、宣传汪曾祺长达40多年、汪曾祺研究会会长陆建华先生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梦故乡》问世。这部作品共70万字，900多，基本囊括了汪曾祺生前写下的、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散文、文论和诗联，另外特地收录汪曾祺给高邮亲友的书信51封，其中有不少信件为第一次公开发表。

　　汪曾祺不止一次在谈创作的文章中写道：“我的小说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对这几句话，陆建华一直这样理解：汪曾祺把家乡高邮排在第一位，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深爱恋，他的以家乡为背景的作品，代表了他一生创作中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没有如今人们已耳熟能详的《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等这一组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汪曾祺很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声誉和影响。

　　汪曾祺总是以深深的敬意、挚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三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主角。他的作品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也不过是《徙》中的中学老师高北溟，和《鉴赏家》中被称为“全县第一大画家”的季匋民。汪曾祺把这些普通的市民百姓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体进行描写时，真正觉得这些家乡父老朴实如大地，坚韧如松柏，真正地可敬可亲。

　　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作品之所以获得交口称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作品中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描写，汪曾祺因此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汪曾祺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写风俗，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写人。因此，汪曾祺在作品中既把风俗作为人的背景，更注意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高邮城镇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他自幼好读书，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小学、初中阶段就表现出爱好文学的倾向。高中期间，为了躲避抗日战争战火，居住在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那也是小说《受戒》里的小庵。

　　1939年，19岁的汪曾祺离开高邮出外求学，报考西南联大，从此一别家乡42年。在这42年中，汪曾祺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亲人，但他有家回不得。解放前，战火连天，关山阻隔；解放后，由于政治、社会的因素，故乡对他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直到改革开放到来之后，他才于1981年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的邀请，堂堂正正回到高邮访问探亲。此后，又曾于1986年秋、1991年秋两次回高邮访问、探亲。这三次回乡访问，既圆了汪曾祺的思乡之梦，也抚慰了他长期漂泊异乡历经沧桑的心灵。

　　粉碎“四人帮”之后，年过花甲的汪曾祺迎来了他个人创作史上的辉煌时期。1980年5月，他重写了小说《异秉》，同年十月，具有经典意义的优秀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接着，《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徙》等相继问世，汪曾祺的这些作品都是以故乡高邮的旧生活为背景。自1981年后，汪曾祺新作不断，人们把自成一体的汪曾祺作品称之为“汪味”小说、“汪味”散文，在新时期文坛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在这些作品中，家乡情结是促使他创作井喷的重要因素。

　　《梦故乡》书名是汪老亲笔所写。1993年10月，陆建华陪同江苏电视台“文学与欣赏”栏目的编创者们到北京汪老家采访，拍摄了后来成为唯一一部保存有汪曾祺本人形象和声音的纪录片《梦故乡》。那天，汪老亲自下厨，烧了几道拿手菜，招待已连续三天紧张拍摄的小同乡。吃饭前，汪老应邀题写片名。他那天兴致很高，在那间仅约十平方米的客厅兼饭厅的一张普通木桌上，铺开纸，执笔略一思索，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写了“梦故乡”三个大字，潇洒飘逸，酣畅淋漓。 王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