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现的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所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产生和推动全球化的内在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府的行为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全球化的步伐，但不能完全扭转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技术的发展（如机器人、人工智能、三维打印）带来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
■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主要是把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制造业基地引进来，是被别人“化”；现在，我们带着资本、技术和产能走出去，是去“化”别人。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往后退，世界对中国有更大的期待。我们完全可以乘势而上，在理念、制度和资源上积极作出贡献，展现推动、引领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以逐步得到各国认可。简单概括就是：先有作为，再有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迄今为止，有3个年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给美国的安全战略和国际安全形势带来重大影响；二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加速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变化；三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桩“黑天鹅事件”，不仅让世人跌破眼镜，更给西方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走向投下了不确定的阴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走到了转折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梳理一下2016年国际形势变化中真正值得关注的方面，把握这些变化所传递的信息，有助于思考它们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拼经济
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2016年国际形势变化中，有哪些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第一，特朗普当选标志着美国的内向化趋势加强。特朗普是“美国优先”的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他的世界领导欲可能不强，反对美国过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和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而认为美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同时，特朗普还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对全球化持负面态度，不满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竞争和挑战，具有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
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国际观，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缺乏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的态度。从经济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的代表，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房地产商，他重视的是传统支柱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钢铁、石油等；在竞选过程中，他几乎没有谈过将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特朗普在理念上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大相径庭，不免让人对其治下的美国将产生陌生感。
第二，英国脱欧使欧盟遭到弱化。欧盟的发展一直是以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强大欧洲为目标。2004年，欧盟将10个中东欧国家纳入其中。然而，盛极而衰。在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又遭遇了欧债危机的冲击，希腊退欧的可能性使欧盟的完整性面临挑战。虽然经过努力，希腊得以继续留在欧盟，但英国脱欧给欧盟带来了更加严重的打击——它不仅使欧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柱，而且使欧洲一体化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既然英国都可以离开欧盟，那别的国家为何不能呢？人们越来越关心，五年以后欧盟和欧元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第三，全球化步伐放慢。在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速显著下降。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国际贸易增速已从1990年—2008年间的年均7%，下降到2009年—2015年间的年均3%；预计2016年，世界贸易的增速仅为1.7%。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仍比危机前的峰值低10%。
与此同时，西方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在发生重要变化。美国本来是全球化的推手，但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政策重心从全球层面转向地区层面，致力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特朗普执政后的政策重心将是双边和单边层面，连区域合作都兴味索然。此外，他还会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阻止生产基地外迁，并诱使跨国公司设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回迁。加之一些西方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思潮兴起，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氛围日趋消极，全球化步伐放缓的挑战必须正视。
第四，西方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此前，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100年，欧洲也带头对利比亚发起了军事打击。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特朗普是一个“内向型”总统，他感兴趣的是重建一个伟大的美国，而非建立一个美国治下的单极世界；欧洲民粹主义情绪高涨，核心诉求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总之，就国际事务的现状来看，欧洲是自顾不暇，美国是意兴阑珊。
第五，国际政治中经济因素更加突出。近年来，尽管乌克兰危机和东亚海上争端使地缘政治因素上升，但这些地缘政治竞争的背后是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实力变化所引致的。现在，各大经济体领导人最关心的还是经济问题——西方面临的是能否使经济增长提速的问题，如特朗普誓言要将美国年均2%的增速提高到3.5%以上；中国面临的是能否在结构调整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俄罗斯面临的是在西方制裁压力下稳住经济的问题。一句话，拼经济是下一个五年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以政促经
国际博弈的重要方式
这些事实和表现说明了什么？
第一个判断是，西方正在经历双重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感受到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并对此作出调整。例如，打造和提升二十国集团为讨论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增加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代表权，等等。这一调整关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增长。
现在西方在进行另一种调整，即在社会分化、政治动荡、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背景下作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调整。这些调整涉及利益的分配和制度的改革，诚非易事。能否闯过这一关，关乎西方的未来。
第二个判断是，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会放慢，但不会完全逆转。
事实上，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使全球化进入了动力机制转换的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是信息化时代经济活动的必然规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得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发市场成为可能，推动全球化的是企业而非政府。现在出现的反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所采取的行动，而不是产生和推动全球化的内在要素发生了根本变化。
政府的行为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全球化的步伐，但不能完全扭转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技术的发展（如机器人、人工智能、三维打印）带来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以及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正在转换，中国正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
第三个判断是，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必然需要，但长期以来全球治理基本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七国集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平台。但现在，西方的主导能力在下降。例如，七国集团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1992年的68%降至2015年的47%。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和推动全球化，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二十国集团作用的提升，就是这个趋势的重要体现。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结构上，都在提出不同于传统全球经济治理观的新思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成功举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达成一系列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成果，不仅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向意义，也是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基于上述三个判断，我得出的第四个判断是，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态势将发生变化。
冷战结束后，西方先是以经济手段推进政治目标。例如，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推进其政治和战略影响力，谋求建立单极主导世界；欧盟通过东扩，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2008年以后，美欧在经济上遭遇困难。在此情况下，西方尝试利用其对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来推进经济目标，也将会越来越多地通过政治手段调节经济关系。今后一段时期，围绕经济问题的互动将是大国关系的核心要素，以政促经将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方式。
“陆洋两翼”
中国发展的宽广平台
近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都是通过不断抓住机遇来实现的。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并没有终结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重要机遇。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我们就能跃上新的台阶。
要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过去，中国参与全球化主要是把外国的资本、技术和制造业基地引进来，是被别人“化”；现在，我们带着资本、技术和产能走出去，是去“化”别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2015年，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标志着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弄潮儿。
从我们当下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更多是机遇。在西方对全球化的兴趣和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要顺势而为，勇做“下一程”的领跑者。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一历史机遇，相信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要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国际机制的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国际规则的遵守者转变为制定者，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转变为提供者。新形势下，我们要更为积极地从理念、方向和议程上塑造全球治理进程。可把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作为重要抓手，打造全球治理的新平台；要推动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不断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权和份额。
从中国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正从力量的增长阶段逐渐过渡到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阶段。历史上，诸多崛起的大国都是通过武力争霸来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要获得与自身力量相称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可能诉诸武力争霸的方式，而只能采取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式。
当前，我们面临的历史机遇是，西方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往后退，世界对中国有更大的期待。我们完全可以乘势而上，在理念、制度和资源上积极作出贡献，展现推动、引领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以逐步得到各国认可。简单概括就是：先有作为，再有地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加强经济力量的战略运用，提升战略运筹的经济取向。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根据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环境，积极推进“陆洋两翼”发展战略。
“陆”就是亚欧大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亚欧大陆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加强与欧洲的政经联系。面对英国的“出走”和美国的疏远，欧洲今后有可能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寻求在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对华合作。
“洋”就是太平洋。通过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其他双边（如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小多边（如中日韩自贸区）安排，加强同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联系。与美国、日本这两大发达经济体的互动，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此外，特朗普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消极态度，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来推进亚太地区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中国如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好引领作用，收获的成效将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会有政治上的价值。
总之，如果“陆洋两翼”发展战略能够成功推进，就会使亚欧大陆和太平洋成为支撑中国发展的宽广、坚实平台，成为中国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依托。
机遇和挑战共生
必须加快改革步伐
机遇与挑战相伴而生。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使中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压力和挑战。
从经济上说，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会让中国陷入更多的贸易摩擦和纠纷，并给中国的对外投资设置各种障碍。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力度都会加大，强势美元还会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加快资本外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举措甚至可能导致一些美国在华生产基地回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必须加快改革和调整的步伐。
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其中，日本的走向值得严重关注。安倍为了实现修宪目标，将会继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强化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姿态。而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鼓励日本强硬对华，两国在东海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可能性上升。随着朝鲜接近拥有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能力的目标，朝鲜半岛局势会更加凶险，这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带来挑战。虽然南海的局势趋向缓和，但美国不会停止介入南海问题，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会呈现新的特点。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共和党传统的亲台倾向和特朗普大选后的一些言行令人警惕； 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各种举动，也在挑战两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今后几年台海局势的紧张将是大概率事件。
总而言之，不论从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需要来看，还是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来看，中国都需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并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经验不足，且内部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和新的舆论环境还会使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殊为不易，因此如何在日趋复杂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将是一个长期挑战。
思想者小传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现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理事、三边委员会会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