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来描述改革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循。这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表征了我们事业的开创性，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一是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是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仅仅是把市场体制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在更深一层，即在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上，是要找到一条路径，使市场经济本身既能避免严重失衡，又能持久地发挥它的功能
■当代中国各种思潮蜂拥、各种学说纷呈，能够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包容、理性也是当今时代弥足珍贵的品格。但也应该看到，有不少非理性的义气之争，甚至极个别还提出“反对改革”。这不仅仅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前行，更严重的是可能将导致整个社会面临撕裂、争斗的危险，损害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功倍
2月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以一个世代的努力，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三四百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宏大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亿万民众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超越了“左右之争”。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深切的感受依然是邓小平同志对于改革的那份坚定。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的改革就一定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
回望来路“上下呼应”是动力源泉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入手，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宏大而又深刻的变革。
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他强调“要做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而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历史地看，改革肇始于党中央的工作重心转移以及来自底层的人民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了经济建设，之后的改革则从农村开始，由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为起点，催生了城镇的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及沿此发展而来的民营企业等。这些变化起于民众的意愿和主动，又得到了中央决策的支持。这种“上下呼应”和民众的首创精神，构成了日新又新的中国改革不竭的动力源泉。
与改革相伴随的开放，同样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逐步引进到自觉走向世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因目睹“大逃港”的景象而展开思考，进而促成了学习、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取向，带来了开放的最初构想。
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一步步推动着中国更加自觉地对外开放。从引进外资、技术等，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一带一路”，勾勒了中国主动拥抱世界，并以自己的主张努力使世界秩序走向合理化的进程。这一历程鲜明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内含的现代性和世界性。
改革开放大幅度释放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但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历史实践来说，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在此期间，出现过全盘西化的躁动，也出现过怀疑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论调。改革开放虽然主要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却一定会与政治和思想同行相伴。因此，从四项基本原则到“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都从政治和思想上一以贯之地阐述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方向。
我们常常以“摸着石头过河”来描述改革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循。这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表征了我们事业的开创性，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构成了诸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一是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理论钥匙。二是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思想解放的深入，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既是对经典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也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国情，经独立探索而形成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仅仅是把市场体制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在更深一层，即在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上，是要找到一条路径，使市场经济本身既能避免严重失衡，又能持久地发挥它的功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既集中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
把握当下解决过剩、失衡与分化难题
当下，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过程，我们遇到的基本都是硬骨头。邓小平同志在晚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决长期发展不足问题的困扰之后，关于发展不明、发展不当和发展不利的因素开始彼此交集，从而大大增加了深化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也随之出现。特别是，过度货币化、资本化和信用化背后蕴含了社会财富向资本和金融的严重倾斜，以及较大规模的分配转移；实体与虚拟之间的失衡，以及结构性问题导致的过剩，成为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资源、要素、财富和收入等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尤其是阶层之间的配置和分配问题，导致社会结构分化及利益封闭和固化。此外，诸如环境、人口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等问题，都困扰着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直面这些改革发展中所产生的困难与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深化改革攻坚之重点与思想解放之要义：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越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完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又不行，改慢了不行，过于激进也不行。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全面深化改革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可见，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将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并由此实现从一般劳动力向智慧型劳动力、从普通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从偏重商品输出到内需外需并重、从依赖技术引进到科技自主创新、从物质财富积累到精神世界丰满、从环境受损到生态复原、从社会紧张到整体和谐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跨越性提升。这是深化改革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在建立全方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必须克服过剩、失衡等难题，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
凝聚共识挑重担子，啃硬骨头
当代中国各种思潮蜂拥、各种学说纷呈，能够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包容、理性也是当今时代弥足珍贵的品格。但也应该看到，有不少非理性的义气之争，甚至极个别还提出“反对改革”。这不仅仅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前行，更严重的是可能将导致整个社会面临撕裂、争斗的危险，损害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当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果不能迎难而上，就很可能一退千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凝聚共识，没有广泛共识，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功倍。
那么，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共识如何把握呢？
首先，改革开放仍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共识。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眼下，关于“要不要改”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在“怎么改”的问题上，依然需要进一步凝聚更多的共识。心往一处想，就能劲往一处使。
其次，需要反思以往改革之不足。深化改革要进一步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福祉为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就不可能持续。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 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
最后，不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更重要的是践行。2017年新年伊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提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这指出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