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全球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分化的现象未见改观。美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欧洲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迹象，日本经济增长势头能否延续有待观察。相比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危机以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分化现象，中国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印度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及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金融风险升级的压力。世界经济分化构成全球经济增长不稳固的重要表现，中美贸易摩擦及地缘政治等因素为全球经济也产生较大压力。分析全球经济发展态势，需要客观评估当下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全球经贸合作体系构成巨大负面冲击。特朗普执政以来绕开全球体系，单方面对其他国家商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单方面提高关税，引发相关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特别是2018年3月份以来，美国单方面对进口美国的钢铁及铝加征关税，引发主要国家对当前国际经贸合作体系的巨大担忧。美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如果未来持续采取歧视性的贸易政策，那么自由贸易的大门就面临着关闭的风险，贸易持续增长的空间可能缩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提出质疑，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崩溃的挑战，全球贸易增长可能出现制度缺失。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构成对中美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对全球经济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2018年以来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被迫采取应对措施，由此可能造成中美经贸合作的负面冲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中美不仅是全球系统重要性经济体，而且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两位，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美国凭借美元霸权及其派生的国际金融主导地位主导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中国通过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形成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对全球生产体系形成了内在的影响。中美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中美经济波动不仅影响自身宏观经济稳定，而且对其他经济体也将构成较大的影响，中美贸易战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较大下行压力。

　　英国脱欧滋生的逆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完全释放。2016年6月英国脱欧拉开了逆全球化的序幕。2017年3月29日，特蕾莎·梅在出任英国首相后启动了《里斯本条约》第50条款，英国脱欧开始倒计时。2018年3月29日，英国和欧盟的谈判协议中包括英国脱欧之后的过渡期，英国公民与欧盟的关系以及涉及捕鱼业的相关政策。按照计划，英国将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2019年3月29日晚23: 00正式退出欧盟并进入过渡期，2020年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英国和欧盟之间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将开启新的历程。根据现在的信息来看，英国脱欧可能仅仅是一个前奏，未来如果其他欧洲国家也进行脱欧公投，脱欧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么欧元乃至欧盟的稳定性可能受到挑战，由此对全球化的影响将形成较大不确定性。

　　世界主要国家宏观政策分化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欧洲央行与日本央行继续实施负利率的极端政策，美联储加速加息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分化的溢出效应引发全球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的问题越发突出，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加剧，世界各国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贬值的压力加大，汇率市场非常规波动滋生各国对国际金融稳定性的担忧，汇率失调成为全球开放合作的较大障碍。从历史上看，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加息往往伴随着区域或者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不能说美联储加息都会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但从经验上两者的较强相关性预示美联储加息所形成的负面溢出效应不容低估。

　　全球失衡对全球经济构成再平衡压力。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本次金融危机之前，苏联解体及东西德合并，先前倡导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入美国二战以来主导构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全球化获得了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发达经济体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不断扩大，预示发达经济体出口难以弥补进口而导致赤字不断增大，发达经济体必须从外部持续借债以维持经济平衡。与此相反的是，同一时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持续盈余，新兴经济体必须通过全球市场投资以实现外汇保值增值。未来全球经济不仅面临增长的压力，也面临着再平衡的压力。

　　政治变数可能对全球价值链构成冲击，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乃至停滞，影响全球贸易的深化发展。全球贸易不仅是简单的商品服务的买卖，而且通过开放合作能够推动国际分工水平的提高，促进全球在价值链的合作。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大量国家进口商品不是为了消费，而是再次经过加工生产以出口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这种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增大了国际贸易的空间。然而，当前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难民、移民等问题非常复杂，黑天鹅事件频发，政治变数问题较为突出，由此可能促使相关国家的政策出现较大调整，政治变数可能滋生各自为政的问题，促使价值链分工合作缺乏稳定的环境。没有自由贸易就难以对企业形成良性竞争格局，也无法形成全球分工协作的环境，企业创新可能因此放缓，科技进步也将面临减速局面，劳动力生产率难以回避停滞的风险，全球贸易深化发展的前景可能受到冲击。

　　地缘政治等因素放大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风险。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同时要求世界主要经济体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等商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高位波动。从经验上看，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当时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当前地缘政治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依然较大，伊朗等局势仍然存在较大变数，未来如果风险持续升级，那么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构成潜在的影响。而且，大宗商品既受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又受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投机因素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未来持续高位波动的风险有增无减，在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如何防范地缘政治问题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将是重要的课题。

　　经济结构改革滞后诱发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虽然美联储等央行已经开始在缩表，但截至目前，美联储、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的资产都比金融危机之前翻了一番以上，2008年至今的10年时间里，世界主要国家央行投入的货币总额超过了以往所有时间投放的规模。然而，全球经济在2009年V型反弹之后便不断减速，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尚未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表明全球经济不是单纯的总需求不足问题，全球经济具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从结构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需要改变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则致力于提振内需，实现投资、消费及出口的协调发展。然而，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改革并不顺利，不少国家回避改革而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或者贸易保护措施，经济结构改革的滞后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风险。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财政债务高位运行增大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通常需要通过“引进来”的手段满足国内对资本等要素的需求，但结果是发展中国积累大量的债务。然而，近年来的经济现象却表明发达经济体也存在巨大的债务问题，近年来发达经济体高额财政赤字推高债务水平，财政风险显著上升，日本债务占GDP比例已经达到250%左右，欧债危机暴露欧洲财政风险高位运行的问题，美国财政债务绝对量位居世界第一显示潜在的债务风险不容低估，发达经济体财政面临集体整顿的较大挑战。根据经济理论，财政整顿往往伴随政府支出的减速，由此可能引起总需求下行压力，加大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胀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央行大量发行货币，此举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有着重要作用，但也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总体比较充裕的局面。宽松的货币环境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较快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然而，当前美联储加息进程可能提速，由此可能引发新兴市场资本流出压力加大，未来伴随着美联储继续升息及缩表，美元汇率可能继续反弹，美元大规模回流或将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等。因而，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缩紧及全球形势变化可能加大新兴经济体波动风险，进而加大全球经济波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