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禧五年至天圣四年，范仲淹在泰州地区任职。其间，因与监管酒税官员富言有来往，认识了随父而来泰州读书的富弼。这位二十出头的洛阳才子，尽管饱读诗书，提笔成文，胸有沟壑，豪爽大度，却还只是个茂才（茂才：和秀才同义，东汉时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有时也称秀才为茂才）。时年三十五岁的范仲淹，一见之下，颇为惊讶，觉得他资质不凡，将来必有大成。于是便揣着他的文章，去见御史中丞晏殊，郑重推荐说：“此人天下之奇才也，愿举于朝而用之。”晏殊向以知人闻名于世，看罢文稿，颇为称许，听说他尚未婚配，恰合东床之选，就托范仲淹从中作伐，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富弼。

　　唐宋之交，除三年一次科考外，也曾不定期地举行制科考试，选拔特殊人才。制科，亦称特科、大科，程式繁琐，遴选严格。应试者须由公卿推荐，先行预考，再由皇上亲自出题公考。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颁诏制举特科。范仲淹对富弼说：你当以此进身，并荐他为茂材异等。经范仲淹指点和激励，富弼得以入彀，授为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自此步入仕途，并与范仲淹结成忘年之交，日久弥深。富弼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向以父辈尊称。他们“相勖以忠，相劝以义”，在报效国家、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亦同僚的健康关系。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革新人士，因遭贵族官僚利益代表人物的构陷和挤压，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富弼外放京东西路任安抚使，知郓州。后来，山东一带多有匪患，由于官兵不敌，有些地方官只好采取绥靖策略招抚。朝廷派员下来追究，范仲淹坐镇处理。富弼秉性耿介，嫉恶如仇，遇事仗义执言，从不盲从他人，即便见天子亦如此。他认为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论罪当诛。范仲淹说：你有所不知，土匪势强，啸聚山林，难以围剿，地方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百姓白白受苦，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富弼不以为然，脸红脖子粗地与范仲淹争吵起来。旁人觉得富弼意气用事，有些过分了，纷纷劝他说，你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富弼回答说：我同范先生乃君子之交，先生看重我，是因为我有独立见解，并非让我诸事随声附和，我怎能因私恩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富弼之所以能在范仲淹面前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因为在他内心底处，已与范仲淹达成高度默契。正如明人李贽在《与河南吴中丞书》中说的那样：“虽时时与师友有诤有讲，然师友总不以我为嫌者，知我无诤心也，彼此各求以自得也。”

　　范仲淹“每以天下为己任”，自然不会去计较个人恩怨，更不会因为富弼顶嘴而生气。事后，范仲淹对人说：富弼不同俗流，这正是我欣赏他的原因。范仲淹与富弼“出处以道，俯仰无愧”，“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友情，范仲淹抱病由青州赴颍州任职，途经徐州时不幸病卒，远在蔡州的富弼不能亲往吊唁，满怀至诚之心、感恩之情写下了《祭范文正公文》和《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富弼缅怀说：“某昔初冠，识公海陵，顾我誉我，谓必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气殊息，同心异体。始末闻道，公实告之；未知学文，公实教之。肇复制举，我惮大科，公实激之；既举而仕，政则未喻，公实饬之。”范仲淹与富弼，既是和衷共济的好友，也是莫逆之交的诤友，并能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不仅备受时人推崇，而且深受后人赞赏，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官实践“和而不同”政治理念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