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由察举制固然获益良多，然其弊端亦不可轻忽。

　　选才标准模糊，操作空间较大

　　“四科取士”的标准中，“明达法令”“能按章覆问”等尚能有章法可循，不至妄断，余则诸如“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等，均为主观判断，弹性很大。察举的众多科目中，举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也多为定性的道德判断，客观性较差。标准既然模糊难断，其后果自然不言自明：一是让荐主无所适从，只能依据自己的理解来加以择选，因而所选未必是国家、君主所需，从而浪费大量的资源，如果被断定举荐不实（主观臆测成分也很大），可能会让荐主身临不测之祸；二是并非刚性的标准，为官员欺瞒弄权提供了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尽管有权责相联、以责问权的制度设计，但因利益诱惑巨大、负罪几率较小，仍为借公器以行私意的恶意操控留出了余地。

　　唯“德”是举导向，矫饰之风渐起

　　汉代察举的突出特点，是“德”“才”兼举，以德为先。注重品行修为，本为正理，无可厚非，但如将其推向极致，一味查究微末细故，近于求全苛责，则易滑向唯“德”是举，以德掩才的下品，轻则以小过掩大德，陷人于不义，令才具之士不得施展，蹉跎竟日；重则为利益所驱动，成为构陷政争的工具，再无道义可言。流风所及，绝对的道德化更易令奸狡之徒竞相奔逐，以刻意伪饰的德行示人，沽名钓誉，以此来博揽声望，求取名利，由此投机矫饰行径渐起，士风为之败坏。

　　在矫饰造作之外，尚有“清议”之风。因道德品行关乎晋身机缘，而人的声誉评价多来自周遭邻里，这就为地方乡闾的头面人物提供了天然的话语权。这些所谓的“名士”热衷于品评臧否人物，同气相应，声势煊赫，渐至营造成一个个为我所用的舆论场，左右时评以从中求名求利。尽管这种义气激荡也曾有过扬正抑邪的积极意义，但绝对的话语权必然会带来“寻租”空间与逐利冲动。越到后来，这种评论就越发空疏迂阔，不着边际，流布于后世，竟养成魏晋“清议”之风，为害不浅。

　　至西汉末，平帝刚刚即位，便下诏说：“选举者，其历职更事有名之士，则以为难保，废而弗举，甚谬于赦小过举贤材之义。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勿案验。令士厉精乡进，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来，有司无得陈赦前事置奏上。”强调不以过往的过错瑕疵而妨害人才荐举，纠偏之切可见积弊之深。至东汉末，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公开宣扬：“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如此彻底的颠覆道德准则，矫枉过正，应是对之前极端道德标尺的一种反拨。

　　权柄易下移，权威渐弱化

　　察举为自下而上推贤荐才，虽然被荐者最终是否中选、如何任用由中央、皇帝来决断，但因“渠道”掌握在名公巨卿、地方疆吏之手，这就决定了欲出仕者如想进入最高层的选择视野，首先必须为这些显宦大员所认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控扼人选之权便获取了极大的“寻租”价值。显而易见，高门权贵、封疆大吏自是不会全然一片公心，在为国抡材的公义之外，挟带私意、兜售私恩必不可免。事实上，这也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课题，历两千年之博弈，迄今难解。当明君强相秉政、中央督刺得力之时，尚能兴利抑弊，不至妄为，而一旦君恬臣嬉、纲纪废弛，则疆臣所操之权柄，必沦为遂私意售私恩的工具，轻则所选非人、败坏吏治，重则笼络士人、自树一帜，直接冲击中央权威，动摇统一根基。

　　汉代察举制正是由着这一逻辑轨道逐渐滑落的。至东汉末，民间竞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童谣，察举已多是名实相悖，广为世人所诟病。而“四世五公”“累世簪缨”的门阀豪族不断出现，则预示着地方势力的急遽坐大，血亲世袭的逆向回归，亲族、地缘、门生、故吏，几相叠加，渐成只知有恩主而不知有朝廷的私人集团。东汉末年群雄竞起，天下崩裂，这与选人、用人之权转移到疆吏世家之手有着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