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与世界接轨中，我们丢失了不少本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系统，我们需要追本溯源。追本溯源，我们不能不提到《四库全书》。

　　四库承载了中国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

　　四库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序的图书分类名称。自西汉刘向奉诏整理书籍，书目著录就不仅仅是为了记数之需，而有“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的功用。它以目录的形式概括中国古代学术简史，以分类体系和取舍方式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各门学术源流及传承关系，介绍作者事迹、图书内容、价值高低。有提要者，更以提要反映当时学者校勘、辨伪和考据成果，反映当时学者在各门学术中的学术批评思想和方法，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四部分类独尊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学术变迁史，是以四部分类为主流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建构史。所以，四库承载了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完成了指引读书治学，学术导向，领航思想的重任。

　　四库研究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顺序及其名称确立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隋代。最近的源头则是清乾隆时期，即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名称之时。乾隆曾说：“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以四库与全书命名自己亲自把关的御纂书籍，意在以四库体系，汇总当时古今中外典籍，永昭艺林盛轨。亦即通过四库与全书的合一，重新全方位整合典籍，使“治统”与“道统”合一。其实显示出有关四库著述及其研究已蔚为大观，足可支撑起一门学问。

　　由上可见，四库研究虽然起于《四库全书》，但以《四库全书》典籍集成的地位，以及乾隆为之命名的寓意，四库学研究实又不仅止于《四库全书》本身。因此，四库学研究，完全可以从广、狭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四库研究，理所当然仅指《四库全书》及其相关文献、理论等研究。广义的四库研究，则完全可以凭借《四库全书》四库代表的身份，容括它所涵盖的经史子集所有文献，涵盖中国传统各种学问技艺等，以及在这个体系下所体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

　　所以，四库研究不只关乎《四库全书》本身，而且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传承弘扬，这也正是四库本身功用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囊括入四库研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引读书治学门径，宣德达教。这样既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色，且使之系统化，便于学习，利于传承。

　　四库研究的内涵

　　四库研究至少应有两个层面。一是基础层面，即从文献学、图书馆学角度展开广狭两方面的研究；二是拓展层面，即以文献学为本，结合学术史思想文化史等，从广狭两方面，展开跨学科跨国界研究。

　　基础层面的研究，既要注重《四库全书》本身的研究，如纂修、考校、比勘、典藏等，又要加强其传播实践研究，如《四库全书》的抄写、四库本的整理等。

　　抄写，其实是中国古代童蒙授课方式之一。先生教授小孩读书，除了背诵外，就是抄写。抄写到一定程度，其义自现。而且抄写更利于深刻记忆。苏轼就抄书，有友人访他，他半天不出来，原来是在抄《汉书》。书抄多了，词汇量就大了许多，下笔如神就是这样抄来的。我们的词汇量比古人少了许多，哪里能下笔如神。要达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界，抄和诵是缺一不可的。

　　又如四库本的整理，比如为四库本典籍重写提要，就是对四库本的一项重要整理工作。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知晓如何入优秀传统文化之门，而典籍提要恰可完成这项任务。亦即如何分门别类阅读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如何读，读的先后顺序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这些典籍传承情况等，都是提要可以解决的。因此，重写四库提要意义重大。

　　拓展层面，也要加大研究力度。比如，四库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重大，地位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向国人讲解清楚的。此外，还可以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全球化视野下的四库研究，进行跨国界比较研究，摸清域外四库研究现状，最大限度发挥《四库全书》文化使者的使命。

　　北洋政府徐世昌时期，影印的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文渊阁藏书内影彩图12幅，就被徐世昌委托朱桂辛携至欧美各国及日本赠送各国元首及其各大学图书馆。1935年，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被民国政府作为礼物赠送苏联列宁图书馆。又如厘清四库研究与国学之间的关系、做四库研究发展前瞻等，有的还是全新领域，迫待开发，研究前景大好，研究空间广阔。

　　而四库研究队伍，可以包括文史哲三家成员，甚而工艺美术建筑农工医药等研究人员，都可以囊括进来，不划圈子，不设禁区，不立门户，欢迎所有有志者。

　　四库研究的价值

　　首先，提倡四库研究，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世界记忆的需要。四库学研究具有丰实的文献基础，所包含的记忆遗产不菲。《四库全书》本身就是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真实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性、时代性、地域性、人文性、社会性、珍稀性、完整性等世界记忆遗产特性的文献。

　　面对目前需要构建文化自信，夯实民族思想根基的现状，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其中第一要义就是阅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而《四库全书》正是经过删汰后的典籍总汇，且在它之前问世的《四库全书总目》等正是指导读书治学的良径。由此，实可得到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且今天，七阁《四库全书》只剩下文渊、文津、文澜、文溯四阁了，保护弘扬刻不容缓。

　　其次，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中国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屹立世界，我们需要输出具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文化，方可最大限度彰显中国本色。我们传统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的主流就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系统。因此把四库学中的记忆遗产推向世界的同时，无疑也是在推广尤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色的古典文化。

　　再次，是传播普及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需要。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完成的任务。如何传播普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可供借鉴的行之有效的成例。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建构。我们可以尝试从古典文化体系中挖掘养分，结合当今实际，得出可以推行的方案，并加以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方面加以跟进，通过学科培养传播普及者。而四库既是古典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又承载着传统学科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如果以此为切入口，借鉴前贤今人的理论与实践，是可以得到行之有效的传统学科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