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中探求历史中国走来的轨迹，是今天研究者的责任。我们观察一个朝代，不仅要注意它的强弱得失，更应关注它在历史长过程中化解消融了什么问题，又遗留或加深了哪些问题。

　　如今的宋史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乏人问津的尴尬局面，逐渐走向开放而理性；公众对于宋代历史的关注度，这些年也有明显的改观。

　　大体上看，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相对领先于世界的时期，是艺术创新与“复古”思潮兼济并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从整体战略格局到具体政策应对都存在诸多问题的时期。

　　“重文轻武”

　　宋代的立国形势，可以说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10至13世纪，是北方民族活动的又一高峰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舆地》），就两宋的情形而言，这不仅是指山川地理形势，也是政治对峙态势。理解宋代政治史，不能脱离当时这一基本的空间格局。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代主要王朝里最为狭隘的，不仅与汉唐旧境相比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即便与唐代后期相较，五代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幽蓟十六州”也未能收复回归。时至南宋，以淮河中流—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两宋与北方外族政权之间，有相对和平的交往周旋，也有长期对峙、冲突乃至战争。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人们通常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而宋代的许多内政施置，则可以说是在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一方面承负沉重的外部压力，一方面鉴于五代时期内部变乱频仍、政权倏忽更迭的教训，“稳定至上”始终是赵宋王朝内政措置的目标。宋廷致力于分权基础上的集权，尝试于多途多层信息渠道的建设，着意于各项制度的细密化，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程度，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河朔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疏离以及藩镇的跋扈，某种程度上是与“河朔胡化”联系在一起的。历经五代之后，进入中原的沙陀等“胡”族背景逐渐淡化。时移世变，原本导致国家内部切肤之痛的“胡汉之分”，转化为区隔内外的“华夷之辨”。这一时期中，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党项民族建立的夏、女真民族建立的金，以及蒙古民族建立的元，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影响重大。持续的边境冲突和民族征服战争使得内地农业文明遭受了沉重挫折，但与此同时，各民族政权又在推动边疆地带发展、活跃亚欧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中原王朝难以取代的积极作用。

　　外部压力当前，宋代的军力不振，一直被人诟病：“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笼统批评宋代“重文轻武”，恐怕并未洞察其中原因。殿前司统帅出身的赵匡胤了解军事、熟知部队管理；周边政权环伺下的宋廷，亦明白“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张方平：《乐全集论京师军储事》）；而恰恰因为如此，时时以五代动乱为戒的宋廷，更难以放松对于禁军的警惕。以文制武的制度格局、种种限制多方猜忌，事实上并非由于“轻武”；而在这样的国家政策导向下，社会上则有重文轻武的观念流行。

　　“政治清明”

　　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君权处于政治秩序体系的顶端。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祐党籍，南宋时期的岳飞冤狱、庆元党禁，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被津津乐道的“开放”“清明”，并非两宋三百年间的常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该停留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认识层面，集权专制的方式与苛迫的程度，历朝历代确实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开明的”（虞云国：《细说宋朝先说个大势》）。

　　宋代的“祖宗之法”强调防微杜渐，“立纪纲”与“召和气”是其施政理念的两轴。欧阳修曾经说：“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所谓“纲纪”，是指制度规矩；“道德仁义”则是为感召朝野“和气”。吕中也在《皇朝大事记讲义治体论》中说，“（我朝）仁意常浑然于纪纲整肃之中，而纪纲常粲然于仁意流行之地”。

　　我们观察宋代的内政，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政策导向困顿因循，同时又有意在变革的摸索探求；制度设计细密务实，同时又有行政效率的滞缓拖沓；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一方面有言路开放，一方面又溺于滔滔说辞，从某种程度上讲，宋代政治成于议论亦毁于议论。这复杂的表象与深层的原因，都值得研究者深思。对于“道德”的理想主义要求，本来是人文精神进步的反映；但要求“一道德”与学术观念“纯正”，则是认识局限的表现。北宋后期士大夫内部深刻的分裂，正与此相关。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更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的拘碍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两宋三百年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序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前近代时期中国人之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面对严酷的挑战与压力，一代代“特立不回”“危言劲气”的志士仁人、无数默默承载着家国与社会重负的普通民庶，作为时代的脊梁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给后人留下超越前代的物质遗产与深邃丰厚的精神遗产。（摘自2017年1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