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贵

　　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编写组首席专家。

　　半个多世纪的哲学生涯

　　采访者：杨校长，您好！您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请您先简要回顾一下您学习和工作的主要经历。

　　杨春贵：好的。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读研究生时期。我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不是哲学。1955年考入北大新闻专业，1958年10月，北大新闻专业成建制合并到人大新闻系，在那里又读了一年新闻，1959年毕业。当时中央强调加强理论工作，学校决定在哲学系开办三年制研究生班。而人大哲学系创办于1956年，当年还没有本科毕业生，便从新闻系和法律系抽调了4名本科毕业生读哲学研究生。新闻系选的是我和胡福明。这样，我就又读了3年哲学研究生。这3年，在我的人生道路和理论生涯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话语系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此我走上了毕生为之奋斗的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之路。

　　（二）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时期。1962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哲学系刚从政经系中分离出来，人手比较少，我一人主讲两门课，一门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门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教学的实践，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进一步理解。1962年10月26日，我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论文《总的质变过程中也有部分质变吗》，这是一篇学术争鸣性质的文章。

　　（三）在广西基层下放时期。“文革”打断了我在大学的教学工作。1969年底，天津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下放广西，我的夫人名列其中。这样，我们夫妇和两个女儿便来到位于九万大山的沙池地区沙池县沙池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我被安排到距家56华里之外的地委机关工作，先后担任地区革委会报道组副组长、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一干就是7年。那时经常背着行李下乡采访，多次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有一段时间还驻村同农民一起学哲学、用哲学。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基层干部，使我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从而在思想感情、思想作风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想问题、发议论、办事情也比过去更务实了。这是一份终身难忘的人生经历，对于我后来在理论工作中比较重视联系实际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天津下放人员只能落户基层的政策开始松动。1977年10月，我被调到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参与创办区党委理论刊物《思想解放》，担任编辑。在该刊1978年第四期上，我以笔名“秋实”发表一篇读书笔记《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从考茨基脑袋里的木箱谈起》，批判林彪、“四人帮”用引证骗人的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文革”结束后我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

　　（四）扎根中央党校。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从全国各地、各部门抽调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充实师资队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978年6月，我被调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当时恰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刚刚开始，我立即投入了这场大讨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三讲的写作，我执笔写了其中的两讲。这些讲稿随后由湖南、山西等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又赶写了一本题为《认识与实践》的小册子，1980年5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5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成立，我被聘任为第一任部主任。在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主讲“哲学引言”和“哲学串讲”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等课程。主持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稿》《毛泽东哲学思想新论》等哲学教材。

　　1993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8月兼任教务部主任。1994年2月任校委委员，4月任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从哲学教学工作岗位转到教学行政工作岗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毫无思想准备。我是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哲学教研部的。好在我在从事教学行政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离开我所钟情的教学工作。当然，教学内容已不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扩展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重点转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讲题包括邓小平理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等等。中央党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十分重视，起步很早，影响很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尚未公开出版，我们便从中宣部借来内部使用的“大字本”开始备课，当时叫“十教授集体备课《邓选》三卷”。整整一个多星期，大家坐在一起，通读，讨论，分讲题，写讲稿，很快就写出一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辅导教材》，于1993年11月内部出版发行。随后又于1994年11月、12月分别出版了《学习〈邓小平文选〉（1—3卷）辅导》和《〈邓小平文选〉（第2卷）辅导教材》。1995年2月，校委主持编写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学大纲》出版。1996年4月，苏星、龚育之和我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面进入中央党校课堂。

　　1989年春天，中央党校校委为了落实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党校教学工作新布局，决定编写“三基本”（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五当代”（即当代世界科技、当代世界经济、当代世界军事和中国国防建设、当代世界思潮、当代世界法律和中国法制建设）课程教材，郑必坚常务副校长主持其事，全校几十位教师参加，我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经过三年多的努力，陆续出版（后来又加了一个“当代世界民族与宗教”），先是作为党校教材，后来又成为全国干部学习教材，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001年7月12日，我从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迄今已有16年。在这期间，我主要做了这几方面的事：一是在校内外讲了一些课，如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几个问题、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等等。二是参加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题组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课题组主要成员；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教学大纲课题组首席专家。三是撰写和发表了一些理论文章，编著和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四是整理、出版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文稿。除在任时已出版过的文集《党的思想路线研究》外，陆续出版了《党校教学论》（2003）、《杨春贵自选集》（2005）、《论思想方法》（2011）、《杨春贵讲稿》（2013）共四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