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不仅以学术理论的方式批判和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既有道路，预示着西方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现代变革及其向帝国主义的转化，而且接轨于以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为典范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变革。《资本论》依然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性资源，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滋养。
《资本论》直接揭示了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早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如此批判及其警示刺激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早期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及其现代资本主义的变革。
19世纪30至40年代，西方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已经确立起以英法古典自由主义为典范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及其模式。青年马克思已经自觉告别了德国那种封建专制性质的道路，因为德国完全不具备资本文明及其资本批判的现实基础。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把批判的目标直接确定为英法“先进国家”及其古典自由主义。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是在部分地肯定资本文明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理念及其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否定。在资本主义演进史上，英法古典自由主义依然是早期资本主义，在那里，资本文明越来越与人的发展不相适应，并已经陷入危机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标志着早期资本主义的终结，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不限于此，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只是限于早期资本主义，而是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全过程。
无论现代理论资源是否意识到并能够承认，新自由主义及其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资本论》的批判性资源的结果。按照《资本论》的分析，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应对自身结构性的危机，那就必然会带来历史性的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尖锐批判，反过来也刺激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变革。
不过，正如“两个决不会”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是一定要从属于“两个必然”的一样，经济与社会因素也是从属于资本的社会与历史批判的。新自由主义本身有其历史限度，这一个限度依然是由《资本论》所规定的。从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看，新自由主义凭借技术等经济与社会因素对资本逻辑的应对，实是从属于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主义实践，在那里，《资本论》必然要面向东方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西方性的批判接轨于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为典范的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资本论》为批判性资源，开展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革并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不过，自《资本论》面世，其就在出其不意地朝向东方世界的革命与建设进程。
2017年，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资本论》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耐人寻味。按照《资本论》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定率先发生在资本主义较为成熟的西欧，东方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十月革命并不在《资本论》的构想之内，葛兰西则径称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但是，从世界资本主义批判史及东方国家现代转变的实际进程看，十月革命显然又从属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及其开放的国际视野，质言之，《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要求蕴含东方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
19世纪60至70年代，正是欧洲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全面形成时期。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种族主义背景下，西式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很快进入超民族国家即帝国主义。面对这一状况，《资本论》的理论效应绝不只是对资本主义机理与机制的实证研究，并由此坐实资本主义的西方性，而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性质的多重批判，进而揭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马克思晚年有关俄罗斯是否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并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关切与探讨，与其《资本论》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显然直接把握到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西方性，并通过革命的历史实践彻底突破了由自由主义传统所定向的世界历史，进而赋予东方以历史主体性，十月革命实现了现代世界革命史上的空间转移。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西方性的揭示，不是为了巩固其合法性，恰恰是要突破它，亦即通过从区域史向世界历史的必然跃迁，突破资本本身的界限，也即突破资本所谓的本质的西方性，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中开创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结构，乃《资本论》开辟的现代世界及其政治国家类型的拓展和发展。因此，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作为东方社会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并进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存在，并且也推进了《资本论》所蕴含的世界历史方向。
《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依然存在于当今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国道路作为人类新文明类型，有理由实现对资本文明的超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基本上由新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新保守主义主导，古典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借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复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态势愈加显著。
当今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同时也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的持续加剧与深化。第一个方面是任性乃至于异化的消费主义经济方式越来越疏离于实体经济及其生产逻辑。消费主义经济的显著表现，即货币及其金融的激进化制造了虚拟经济幻相，2008年以来一直持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即是如此。第二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劳资对立及其社会政治矛盾的加剧和深化。在现时代，劳资对立并不只是表现为劳动者的绝对贫困，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日益固化的社会阶级之间的隔离与疏离，尤其来自于底层民众对权力的反感、冷漠、拒斥与不认同。而新自由主义的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西方发达国家单方面固化西方与非西方巨差的表现。第三个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非理性以及欲望经济效应的持续显现，而其背后仍是拜物教及其价值观念的持续加剧。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取决于历史性地扬弃拜物教意识的新人及其价值观的生成，但现代资本主义却已经形成了一种视物化及其拜物教为总体性的肯定性的文化意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域内外人士对《资本论》的关注，显然包含着在精神文化及其价值信仰上的关切。
中国并不自外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度空间，这一异度空间不能解释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例外状态”，而是隐含且包含着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未来文明方向。在最初被动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空间时，中国即开启积极的改革开放大业，经由国力的综合建设与提升，中国确有理由开启世界文明的新的类型——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类型，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前进方向。
（作者：邹诗鹏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