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深处看，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探索历程，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由超过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类历史主体所开拓出来的一场波澜壮阔而又生机勃勃的实验。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实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其意义之重大，不仅攸关中国前途与命运，也关乎世界进步与发展。

　　近代史“三大实验”交替

　　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可谓“三大人类历史实验”交替进行。它们分别是承前启后的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已进行数百年之久。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创造了发达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车轮。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也制造出巨大的人类悲剧，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瓜分资源的世界战争、人类生活的物化和异化等。

　　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带给人类的梦魇，以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的人类历史实验得以开创。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辉煌，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苏东剧变之后，人类历史又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西方学者借机炮制“历史终结论”，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在此非常时期，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超人的哲学智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奋力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伟大人类历史实验。

　　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第一场人类历史实验中，中国某种程度上只是充当了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牺牲品；第二场人类历史实验中，主要是在1921年到1978年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功，但由于没有完全摆脱苏联式社会主义教条的羁绊，也付出了深重代价；只有在第三场人类历史实验中，我们党和人民才真正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历史主体，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引领者和开创者。

　　事实上，在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整体论述中，给人印象最深刻、最值得思索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改革开放乃至中国道路的“人类历史实验品格”的反复强调和精辟阐述。1985年8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强调，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这些都是书上没有的，路子走得是否对，要看一看。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这些鲜活的历史对话场景，不断地向世人宣告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邓小平同志始终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历史实验来把握。这种对人类历史实验品格的深刻洞察，为我们思考21世纪的中国改革与中国道路乃至21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和价值坐标。

　　不盲信“现成答案”

　　进一步看，这场伟大的“中国实验”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在于，它从根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关于西方世界的两个迷梦。

　　一方面，改革开放所拓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当今世界最受人关注的人类历史实验，其贡献之一就是向世人揭示了一种基于西方发展道路的“知识虚妄”，从而打破了西方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知识”的迷梦。

　　邓小平同志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将改革的方法论概括为“摸着石头过河”，即“实验”。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成为中西方文明、制度、知识、理论、资本等在此交汇、碰撞和融合的场域，汇聚了一幅生机勃勃的人类历史画卷，不断激荡和创造出新的人类智慧，并从中孕育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方向、新气象。

　　其中的一个热点是，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宏大实验对人类既有的特别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逻辑：地方性知识优先于普遍性知识。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以后进者的姿态进行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异域知识”的吸收和学习。但是，我们未因此而盲信西方基于其实践所建构起来的那一套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知识体系，特别是从来没有盲信过新自由主义向转型国家许诺的那套现成的“普遍性知识”。

　　与之相反，我们始终更为重视普通民众的实践智慧——中国人的“地方性知识”。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改革经验时多次强调，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而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改造出来的，“发明权是农民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把农民看作改革当中最大的实事求是派，并由此出发来向世人解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到的”。

　　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特色，我们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清醒的认知。基于这一点，改革在实践上拒绝现成的答案和固有的知识谱系，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用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由此不难理解，在整个改革开放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我们何以始终对“华盛顿共识”所预设的路线保持警惕。究其根本，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对自身所处的实际境况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深刻认知。我们对西方提供的所谓“普遍知识”和“现成答案”，具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和距离感，而更加重视在改革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并在基层实验的基础上将其有条不紊地加以推广。

　　这样一种尊重“地方性知识”而不是“普遍性知识”的改革模式，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试验性的转型模式为市场秩序生成创造了多种可能的形式、路径和空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政策回旋余地和成功概率。

　　另一方面，“中国实验”还有力地打破了西方“历史公式”的迷梦，帮助人们从对历史发展道路的“决定论”囚禁中脱离出来，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世界历史进程本身所蕴含的无限活力和创造性。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所谓西方“历史公式”提出批判。他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这绝不意味着存在什么统御世界历史发展的“西方公式”。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及将之作为“一把万能钥匙”来匡衡人类历史。

　　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图景是怎样的呢？它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过程。任何企图把某种抽象的历史运动公式强加给千差万别的历史现实的做法，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实验”取得的伟大成功，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

　　不谋求“终结式”裁量权

　　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所具有的谦逊、自信品格，赋予了中国道路以勃勃生机，从而使之能够摆脱西方的知识傲慢，既不寻求获得一种“普遍知识”的建构，也不企图获得一种“世界历史公式”的裁量权。由此，在这场“中国实验”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去谋求一种“决定论”的知识建构和“终结论”的历史心态。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曾经一再告诫那些意欲“取道中国”的外国领导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各国也应当有自己的模式。

　　当下，当目睹由金融危机、贫富分化、政治衰微、难民危机、民粹泛滥、逆全球化等勾勒出来的西方世界时，人们难免要提出一连串的疑问：全球化的潜能是否已耗散殆尽？西方现代性是否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终将走向何方？世界历史轨迹将会如何演变？中国道路应如何有所担当？在此徘徊与迷茫的时刻，我们愈发感到“中国实验”对于这个时代的重大意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