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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研究不能缺“田野调查”
2017-05-08 09:45:00  来源:北京日报

  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领域。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的。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体验到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不同层次方向趋近中国这个复杂变化的巨型政治体,得出不同的图景,这些图景重叠交织在一起,使得研究的发现不断趋近现实,理论的命题更能揭示规律。

  田野调查是一种获得常识、激发思维活力的过程。尽管它来自人类学、社会学,但已经被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认可并采用。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说,汉语“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对峙于“文”、“文献”;“田”以其象形,道出边界性、局限性,拒绝泛滥无边、大而无当。但是政治学研究采取田野调查受到研究对象的层次性、规模差异以及体制性限制,所以作为研究方法主要用于低层次的政治现象,比如村、乡镇、县,至于更高层级的政治,应用起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田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好奇、探险、想象力以及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尊重。

  田野调查至少有三种功能。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能接触到政治中鲜活的人。政治中的人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人”假设来框定,政治人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更为复杂。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人的角色是多样的,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对象,而由于层次的变化,低层级的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高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对于下级而言,就是决策者。这种多重角色的转化,往往会使本来清晰的行为逻辑变得复杂。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还可以将政治行为者区分为改革者、保守者、“骑墙派”(搭便车者)、极端者,党员领导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普通群众等。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浙江人、福建人、四川人等这样的地域身份也会给政治行为打上鲜明的烙印。而对于田野调查者来说,如果听不懂地方普通话和方言,便难以进入调查对象的生活和话语语境之中。

  其次,田野调查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的常识。常识中蕴含着经验和智慧,而且富有启发性。这些常识有不同的载体,有的是俗语顺口溜,有的是形象的比喻,还有的是酒桌上的段子。这些顺口溜、比喻、段子,可从某个角度折射人们对政治的认识,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炼,可以丰富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比如,有的地方传出的“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比喻的就是当地人对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认识。还比如政策制定中的一些“翻烧饼”现象,政策执行中的一些“打排球”现象,信访中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政策执行中“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的“一把手”现象等。

  最后,田野调查能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田野调查能让我们走出书斋和象牙塔,感受到生动的生活,以现实的问题激发我们的思考。就我而言,曾经有连续10年的时间,每年都会有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尽管自己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县城,但是不同区域的调查,大大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维。比如“压力型体制”这个概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在河南等地调研后形成的,现在已经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肯定。

  在我看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有三种田野路径。第一种是家乡化研究,就是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的对象。这种方法虽然进入门槛低,获得资料容易,但也会因为卷入个人的情感而限制客观的判断。第二种是参与式观察,比如利用蹲点、挂职等方式深入到某个地方,参与到某个政策活动之中,既有“内部人”的参与便利,也能作为第三者去观察分析。但是参与式观察会遇到学术伦理问题。第三种是跟踪观察。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地方采取定期回访的方式,进行长期跟踪观察。但这种方式所需时间和资金较多。这三种路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组合和补充使用的。田野调查也需要资料收集,地方志、组织史资料、地方党政公开的文件等都应该是我们收集分析的重要资料。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也要有保密意识。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雪冬   编辑:吴鑫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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