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极富洞察力地提出，“我们的时代”的根本特征和基本标志，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深刻地表现在，“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活动”，“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重大跃迁，人类文明实现了空前的重大发展，人类自身也面对空前的重大挑战。这一重大跃迁、重大发展和重大挑战的实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程度”上的重大飞跃，从而构成了当今具有特定内涵的“我们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来把握“我们的时代”。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聚焦点”和“生长点”，洞悉时代精神，反思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创新实践，这应当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具根本性的理论自觉。

　　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精神

　　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具体的、深刻的描述和阐释：其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其三，“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富。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其四，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而“按照它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其五，资产阶级不仅“使农村从属于城市”，而且“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其六，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其七，“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其八，“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即从农业文明的“人对人的依附性”存在，转变为工业文明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因此，“资产阶级时代”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在“非神圣形象”（资本）中“自我异化”的时代。正是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变革为现实基础，以人的存在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为实质内容，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哲学的时代性使命：“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相比，20世纪中叶以来的“我们的时代”，实现了空前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普遍化的“量的扩张”，而且表现为时代性的“质的飞跃”，这使“我们的时代”具有了新的历史性内涵。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自觉，首先是必须以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为现实基础，并将当代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时代精神主题化。

　　第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信息化”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以劳动资料的历史性变革为“测量器”和“指示器”，通常是把人类的文明形态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其主要标志就在于“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总体上看，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已经超过此前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总和。具有标志意义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就进入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20世纪70年代人类又以重组DNA为标志而进入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微机处理机的大量生产为标志而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90年代则以软件开发及其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而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参见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这表明，科学技术已经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而且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即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改变突出地表现为：信息传播的速度（即时性）和规模（全球性）、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信息传播的方式和规则、信息传播的深度和效应，使得“信息化”不仅成为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成为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信息化”已经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加速器”。

　　第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经济全球化”时代。

　　人类在进入“信息时代”的同时，进入了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经济活动超越国家、民族的界限而使全球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发展进程，主要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三个阶段，并在这个过程中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延伸为世界市场，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以自然资源差异为基础的传统的国际分工，日益让位于以现代新科技、新工艺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经济活动的三要素的人、财、物，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跨国劳动力这三者不仅呈现显著的增长，而且其规模均达到历史未曾有过的水平。生产国际化促进了贸易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技术革命、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而且深刻地变革了国际关系和人的存在方式。

　　第三，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政治多极化”时代。

　　“二战”之后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质的飞跃，深刻地体现在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的“两大阵营”的对峙，在政治上标志着已经从“资产阶级时代”转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即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潮流，使得帝国主义的“让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殖民时代转变为“第三世界”兴起的“后殖民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其后的“颜色革命”，既改变了“两大阵营”对抗的基本格局，又在国际关系多极化的变迁中形成了既斗争又合作的大国博弈，新型的大国关系以及政治多极化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并制约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新型大国，开拓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新的世界图景。

　　第四，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个体社会化”时代。

　　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现实的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其一，从人类自身生产说，控制其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的技术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提高其成活率和人均寿命的物质基础、技术手段和社会条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提高其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的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二，从人类自身存在说，现代化所造成的日常经验科学化、日常消遣文化化、日常交往社交化、日常行为法治化和农村生活城市化，使得人的社会关系已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变为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人的精神家园已从“精英文化”的陶铸转变为“信息文化”的引领，人的学习方式已从个体性的“经验积累”和“知识积累”转变为“获取信息”的网络时代。对于经历过近40年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不仅从“吃粗粮、穿布衣、住平房、骑自行车”变为“吃细粮、穿时尚、住楼房、开私家车”，而且生活于“银行、保险、股票、税务、传媒、执照”等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我国人口的人均寿命已超过76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而与“老龄化”相伴生的“广场舞”则成为表征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又一大景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仅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当代中国的价值诉求，而且以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人生活状况的历史性巨变显示了时代的历史性巨变。

　　“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个体社会化”，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空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极大地提升了。这不仅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也提出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把握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时代性内涵和洞悉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时代性问题，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主题化”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