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词，源远流长，影响巨大。据我国台湾学者王尔敏研究（《“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二字出现于先秦古书者，凡一百七十二次，计有五义，一指京师，即首都，二指国境之内，三指诸夏之邦，四指中等国力之国，五指位于中央地区之国，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指诸夏之邦的中国。诸夏族是汉民族的前身，最初的诸夏居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与周边民族相对而居其中，故称中国，《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说的“莅中国而抚四夷”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与周边的民族相比，诸夏代表着文明和先进，显示着文化上的自豪，对周边民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先进的诸夏便被称为华，周边的民族便被称为夷，由此就有了华夷之辨，并以此来辨别文明和落后。于是诸夏又称华夏，中国又称中华。

　　从中国一词的发源看，在有文字记载的商代，就已出现了中国一词的萌芽，如《小屯南地甲骨》1126载：“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商居四方之中。而在殷墟卜辞中，又有“中商”的记载，它所表达的意思是，商居中央，统治四方。而中国一词从周代开始屡见于文字，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上天既然把中国的民众和疆土付给先王，所以先王就要施行德政）《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要惠爱西周王畿，而且安抚四方）据于省吾考证，“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而周公制礼作乐也正是在武王时期。制礼作乐，赋予了中国以丰富的内涵，使中国成为文明和先进的代表，成为其他诸侯国向往和效仿的对象。

　　按照传统中国人的认识，中国代表的是先进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凡是赞成并实行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变成了中国，这是新的中国；虽居中国，而行夷狄之道，也就不再是中国，而是新的夷狄。这种中国观，贯穿了整个古代中国。因此，在文化上，中国的内涵一脉相承，从未改变，但在地理上，中国所指却始终变动不居。比如，在先秦，黄河中下游的各诸侯国被称为中国，而长江、渭河等流域的各诸侯国就不能称为中国。今天的江西、湖南等地，当时虽已纳入中央版图，仍不能称中国。甚至到了明代，今天的云贵地区也不能称中国，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开科取士，才逐渐被称为中国。

　　这种中国观，以其先进和开放包容，对古代中国的形成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以自己的先进和文明自豪，逐渐形成了全民族的种族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中国以其博大开放的胸怀和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吸引着周边的民族相继加入中国，历经数千年无数次的民族融合，使中国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中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主要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称号。列强以坚船利炮野蛮撞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打碎了传统中国人的天朝上国之梦。当传统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发现在地理上中国并不居于天下的中央，在文化上更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于是，由思想家魏源发其端，梁启超成其事，最晚至19世纪末，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概念。梁启超认为，朝代有更替，国家万古新，应废除以朝代指称国家，而统一代之以中国。梁启超在1900年写就的极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以磅礴的气势、如椽的巨笔热情讴歌了未来的中国：“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此之后，中国就成为我们国家的统一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