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运河漕运制度的建立为基础，以扬州城的兴衰为例，分析了运河的形成以及漕运制度的建立与我国城市尤其是滨河城镇发展的关系。对于研究城市变革以及运河“申遗”中城镇保护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运河 漕运 城市发展 扬州

　　城市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自然因素，同时也离不开人类本身的创造，尤其是城市交通体系的建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作为水陆交通重要形式的运河漕运体系，在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行政中心城市体系的形成以及南北城市的交流、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时空转换，万物更迭，运河漕运体系长期作为江淮地区重要的交通通道，彰显出十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一.简述运河漕运与城市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水运形式的漕运，其本意就是水运，尤是水运谷物。而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历史现象，中国漕运活动具有特殊的含义。即指，封建王朝通过各种水路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运至京城，（或其他指定地点），以满足官僚，军饷和皇室的消费。[1]

　　漕运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始于秦汉，终于晚清，历经两千年。漕运文化在制度上与封建社会同步，在时空变化上又与社会经济动迁相呼应。[2]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是在文明产生以前，人类还处于混沌状态的时期，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作为人类活动的聚集中心,需要一定范围的固定供给。城市越大,提供资源的空间半径也越大而且生产力水平越低,单位面积收获越少,要供给一个城市中心需要的范围也越大。这造成中国初期城市的3个特点:单个城市小城市数量少、分布密度小城市空间移动频繁。[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不断的进化，人类所需的物质越来越丰富，而效率的提高则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必备因素，高效率的物质聚集必须靠交通运输来完成。

　　由政府主导的交通运输主要包括陆路和水路。国家尚未统一之前，陆路运输显得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此时，城市多设立在军事重地。秦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中央调配物资的方式来聚散国家资源。物资的调运,主要是粮食的调运,水路较之陆路具有天然的优势。出于稳定和有效控制的考虑，效率提上了统一帝国的行政议程。秦汉以后,中国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因素在城市格局的构造中开始呈现以政治地理为主的倾向。这便需要对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条件进行利用和修正,以符合政治地理的要求，运河和漕运也就应运而生。粮食的调集,涉及运河的开挖、维护、管理粮食的征收、储存、运输、保管,这是一整套漕运制度。[3]而城市体系也就在以服务军事为主的陆路运输和以运输粮食物资为目的的运河水运共通下构建而成。

　　二.大运河与中国城市发展

　　从古至今,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原因各异,但无论是依仗地理因素,还是服务军事需要以及经济贸易,都与交通运输不无关系。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为东西流向，南北物资运输极为不便。而运河的开通，漕运的发展营造了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滨河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随着运河区域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加速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当时运河区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4]其中，扬州城的兴起、繁荣和衰退，与漕运具有紧密的联系，具有典型的表征意义。

　　扼守长江与运河咽喉的扬州，从唐代就是繁华大都市，为“百货所集”之地。宋代以后城市规模扩大，更成为地区商业中心。“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①明清战乱之后，商业一度衰落，但清代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且更甚于前。清代有漕盐河三大要政，扬州则“地兼三者之利”成为“东南一大都会”

　　图1 扬州城平面图

　　(图摘自莫修权，漕运文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华中建筑)

　　（一）扬州之崛起与发展

　　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和通航，运河沿岸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在众多崛起城市中，扬州可谓是崛起最早，最为富庶和重要的。扬州之所以能够成为富甲全国、人物荟萃的名城，获得“天下第一”之美誉，最主要由于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更是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

　　据史料记载，开皇九年（589），隋统一全国，改吴州为扬州，是为扬州正式命名之始。后几经改变，至唐武德九年（626），扬州城的名字才固定下来。由于扬州城运河环绕，沃土丰富，扬州城便很快兴起了初具规模的居民区和工商业区，被称为“罗城”。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唐代扬州城的规模和布局，是由一个方形的子城和一个东西狭南北长的罗城组成。[5]

　　唐扬州城河网密布，罗城内官河纵贯，水上交通十分便捷、发达。不仅便于贸易往来更是大大促进了扬州城经济尤其是手工业作坊的发展并形成了专门的城市职能分区。

　　炀帝开通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之后，扼守大运河和长江咽喉的扬州称为了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和财货物资的集散中心。尤其是唐后期，由于中央对江淮财富的依赖使得扬州城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扬州亦成为江淮的物资转运中心。南北茶运、蜀锦药材、瓷器藤纸也都经由扬州中转或运至扬州集散。

　　运河漕运带动扬州商业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成为了扬州商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基础之一。木器、药材、铜器产量丰富。靠运河之便，扬州的造船业也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此时，大量商人也趋之若鹜，纷纷涌向扬州。陈鸿《庐食馆记》中记载：“先时，郡（合肥）米数万石输扬州，轴轳相继，出巢湖，入大江，岁为风波沉溺者半……”②当时的扬州俨然已成为了全国的商业大都会。除一般的商贾外，官吏厂史也来扬州经商分利。甚至从商业角度上看，扬州当时已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国际港口，外籍商贩往来频繁。早在唐朝前期，即有波斯、大食等国商业来扬州经营珠宝业。而唐时日本、新罗等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多取道扬州。[5]

　　（二）扬州城的衰落与复苏

　　“兴也运河败也运河”。因运河而兴盛的扬州城，曾以“扬一益二”而富甲一方，享誉全国。但因唐末战乱纷繁，安史之乱、柴荣焚城使得扬州市井、城郭荡为丘墟。加之，唐末，由于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已远离扬州城下。导致古运河河道不甚畅通。大历以后，“潮信不通”。江潮因江流远离，再也不能到达扬州城下，海舶也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停泊在扬州城外。从施桥挖掘出来的唐代沉船遗址说明当时那里已成为陆地，这是扬州最终失去其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地位的自然因素。[6]北宋，扬州又因水运之利再度繁荣。虽经过一段时间的复苏与发展，但元气不再，已失去了富甲天下、海运昌盛、商贾频繁往来的盛世。城市缩小且海外贸易一蹶不振。南宋时，政治中心长期位于临安，扬州也因此失去了南北漕运中转港口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政府罢江淮漕运，将江淮漕运司并入海船万户府，“海港之利，盖由是博矣”。于是扬州在此后基本上失去了漕运中转的功能。[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