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苏乡企的利税总额、营业收入在1994、1996年就分别被追势很猛的浙江赶上或超过。2000年浙江乡企的营业收入超出江苏21．2％，利税总额的差距更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苏、浙乡企的最大差异在于所有制结构不同，前者以集体独资的乡村企业为主，后者是个（体）私（营）居多。以浙江超过江苏的1996年为例，当年江苏乡企经济总量中乡村集体经济占86． 6％，个私经济的比重很小，而浙江的个私经济却占到55．4％。苏、浙两省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迥异的特征，曾分别被冠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与江苏比较，以个体规模较小的个体私营为主的浙江乡企竞争优势明显。由于资金需求小，信贷的不足对其影响相对较小；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无行政干预之虞，也不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企业的一切活动均可围绕利益最大化来进行；能快捷应对市场景况的变化，转产快，因而破产的社会成本也小。

　　江苏是中国乡镇企业（以下简称乡企）的发祥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及以前，江苏乡企一直独领风骚。1993年，江苏乡企的总产值已占全国乡镇企业的1／6，出口创汇占1／4，上缴税金占1／11，拥有的固定资产占1／8。然而，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自1994年起江苏乡企的增幅连续3年大幅回落，同期浙江的增幅回落较小，增势明显强于江苏。两省乡企经济总量的对比很快发生了变化。

　　1993年江苏乡企的营业收入比浙江高47．5％，1994年高 7．6％，1995年两省相等，1996年浙江超出江苏 5．3％；1993年两省乡企的利税总额相等， 1994年浙江开始领先， 1996年浙江已高出江苏24． 5％。可见，江苏乡企的利税总额、营业收入在1994、1996年就分别被追势很猛的浙江赶上或超过。1996年以后两省的乡企均进入中小幅增长期，浙江的增势仍年年强于江苏，两省差距逐步拉开。2000年浙江乡企的营业收入超出江苏21．2％，利税总额的差距更大。

　　对浙江乡企短短数年超越江苏并且差距不断拉大这一现象做深入的对比分析，将有助于找出江苏乡企落后的原因，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扬长补短，再造江苏乡企发展优势。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两省发展模式不同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苏、浙乡企的最大差异在于所有制结构不同，前者以集体独资的乡村企业为主，后者是个（体）私（营）居多。以浙江超过江苏的1996年为例，当年江苏乡企经济总量中乡村集体经济占86． 6％，个私经济的比重很小，而浙江的个私经济却占到55．4％。苏、浙两省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迥异的特征，曾分别被冠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一）发展环境变化，“苏南模式”优势不再

　　由于江苏乡村企业的创办多由社区政府直接研究立项，利用乡村集体的积累和组织包括信贷在内的其它资金上马，所以，社区领导可以任免企业领导，甚至直接干涉企业的经营，以至前来投资的外商大都知道，谈项目得找镇长。许多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还兼任社区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这种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能统一调配社区内的各种资源，而且发展早期社区政府与企业目标的一致，也使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与困在计划体制中的国有、城镇集体经济相比，乡村企业所受制约较少，长期的卖方市场又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就使得江苏乡村企业挟先行优势在市场上纵横睥睨，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和1992年、1993年的高速增长，直至在全省工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二，资金营运效益下降的问题也为外延的高速增长光环所掩盖，未能引起企业和决策层的注意。1994年起，乡企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不变的“苏南模式”去应付变化了的国内外市场，受挫便为必然。1993年党的“十四大”后，推进市场方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取向，国外竞争者也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国家的政策鼓励使个体私营的发展环境空前宽松，国有、城镇集体企业也开始苏醒，焕发活力。随着多形式竞争主体的大量出现，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1994年国家又取消了乡镇企业减免税，开征了新税种，使乡企的实际税负增加。除此之外，乡企还要负担建农基金和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苏南20世纪90年代初依靠借贷集资建设的一些项目不仅债务规模大而且利率高，项目投产后遇上变化了的市场，所获利润往往连利息支付也不够。1995年11月江苏省有关部门召开的厂长（经理）座谈会表明，3／4的企业领导感到来自国企的竞争压力，半数的企业领导认为自己的产品难同国企竞争。以外延扩展为主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低效益）特征明显的江苏乡村企业在新形势下已显出种种不适，其行政干预的反市场性彰显。

　　（二）政企不分劣化了企业的市场行为

　　农村能人和社区干部的融合，催生、发展了江苏的乡村企业，由此又生出了企业与社区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依存、利害关系。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的实际淡化了经营者的进取意识和危机感。许多地方曾规定经营者的收入最多为普通职工的3倍，收入的限定弱化了经营者的创新冲动。政府的外延考核又加剧了企业的内功退化。社区领导为完成或超额完成上级或明或暗下达的考核指标，把任务压向乡村企业，全省相当部分的乡村企业不由自主地陷入了重外延、轻内涵的发展误区，结果摊子越铺越大，效益却每况愈下。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93年是13．7元，到1996年便降至10元，1998年更降为7．7元，5年里减少了6元。当然，“乡镇事业企业办”过度抽取生产资金也加剧了效益的下降。不可否认，同期个私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益也在下降，但由于其长期不被视作“嫡出”，先天无政企不分的弊端，产权明晰，盈亏自负，经营者具有最大的利润追逐热情和经营的慎重性，资金的使用效益也因此明显好于乡企，这一时期个私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相当于乡村企业的2倍。

　　1997年以后，经济景气状况的变化也导致了乡村企业财务状况的恶化，银行、信用社中乡村企业的坏账急剧增加，这些坏账又多同社区政府的担保有关，于是人们开始指责乡村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像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即所谓的“二国营”。乡村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共同问题是，同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从而产生了“软预算约束”的现象。软预算约束容易引起企业负债，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产品不愁销，企业总能赚钱，贷款总能还，但到了景况不好的时候，问题便凸现出来。浙江乡村企业也曾出现效益下降、负债增加的不适，但因其营运质量高于江苏，总体规模也小，所以这种不适对浙江的影响远小于江苏。

　　与江苏比较，以个体规模较小的个体私营为主的浙江乡企竞争优势明显。由于资金需求小，信贷的不足对其影响相对较小；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无行政干预之虞，也不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企业的一切活动均可围绕利益最大化来进行；能快捷应对市场景况的变化，转产快，因而破产的社会成本也小。1994至1996年，浙江乡村企业因“关停并转”减少从业人员 58．8万，比江苏少减39．4万；个私从业人员增加 178．2万，比江苏多增 148万。同期，江苏对宏观环境不同、“苏南模式”风光不再这一变化感觉迟钝，对个私经济仍大体采取了不反对也不提倡的态度，不少地方对个私经济发展的限制依旧，致使这一时期个私企业的从业人员只增加了 30．3万，仅及浙江的1／6。两省乡村企业特别是个私经济从业人数的变动差异带来了乡企从业人员的变化。1996年苏、浙两省乡企的从业人员各为879．5万、786．4万，与1993年相比，江苏减少67．9万，浙江增加 119．3万，尽管此时江苏乡企的从业人员还多出 11．8％，但因所有制结构不优和“技（运行质量）不如人”，经济总量已被浙江?上。一向以高速发展著称的江苏乡企1996年、1997年的增长幅度不仅低于浙江，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企业家的生成环境和行为方式存在差异

　　比较苏、浙乡企的发展差别不能不分析两省企业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着企业发展的方向和质量。

　　苏南怀抱太湖明珠，襟带长江运河，享有灌溉舟揖便利之余，洪涝也时有侵扰，借助于修建浩繁水利工程产生的基层社会组织网络历代不断，这也是历史上平原水乡（苏南）较偏僻山区（温州、台州）更易产生合作性组织的原因，这一秩序特点利于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开展运动和推动经济。中国乡村企业首发于苏南并且发展规模多年居各区域之首便是这种自上而下有组织推动的结果。

　　惟精巧而灵活，讲秩序则僵硬。这对同一主体来说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在苏南是统一的，答案是小的方面精巧，大的制度框架僵硬。过于强大的组织性和秩序感毕竟带有封建留痕，前者会使官本位盛行，能力让位于级别，后者则压抑人的创造性。由集权到分权的改革进展缓慢，市场力量受制于党政力量。由权威部门概括认定的“三为主”（集体经济为主，乡村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的“苏南模式”一度成了江苏特别是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指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南，“三为主”成了事实上的“三唯一”。“集体经济为主”使个私经济受到不宣传、不放心、不贷款的冷遇；“乡村工业为主”无形中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市场调节为主”长期维持着产品购销市场化与生产经营要素组织计划化的不对称格局。上述状况直至党的“十五大”召开前也无实质性的改变。

　　浙江温台山区耕地稀缺难以养人，又地处海防前线，建国以来国家几天大项目的投入（建国40年国家在台州仅投资4．5亿元），不似苏南乡企那样能接受大中城市的强辐射，为城市工业配套。这里的守土守农观念淡薄，历来就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相对于比较委婉隐忍的苏南人，以温台为代表的浙南人显得大胆不羁。“只要有钱赚，什么都敢干”，既是对温台人敢闯敢创的褒扬，也是对其曾大做魔鬼生意以至蔓延到使浙江一度成为中国假冒伪劣产品集大成之地的写照。

　　不同的自然地理、文化底蕴、体制环境形成了两省乡镇企业家坐商与行商的特征差别。苏南企业家的产品导入型特征较显，通常是老总主内、副总主外。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乡企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企业家多属市场导入型，企业大都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资源丰富而价廉的欠发达西部自然地成了新的发展空间，于是形成了浙江乡企的西进（参与中西部开发）早、规模大。早在20世纪80年代温台地区的个私企业就在全国率先“走西口”，20世纪90年代，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鲁冠球又发起了“乡企西进”的倡议，部分企业联袂多形式、多渠道挺进中西部地区。如同滚雪球一般，浙江乡企的西进力度越来越大，如今全省已有30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从事经营，其中在中西部办厂经商的逾百万。 2001年浙江乡企产销两旺，其10％的营业收入是在开发中西部市场中实现的。回看江苏，西进的观念和力度都相形见绌。

　　三、产业及产品类型的差别

　　浙江市场起步早、数量多、种类齐、功能强，个私工业依托市场快速发展，市场依附个私产品很快壮大，部分业主的商业资本膨胀后向工业转移，成为市场意识很强的制造业主。凭借敏锐的市场意识、无孔不入的手段、极强的甚至带有狂想色彩的资源组合的本领，温台乡企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显尽了风流。其尽显风流的原因之一是，瞄准市场生产价廉适用的小商品。这无意中避免了与国有、集体经济的正面竞争。小商品技术含量少，进入门槛低，一般一个或几个家庭联合即能产出，特别适宜早期技术设备简陋的个私企业生产。原因之二是极力促销占领市场。2000年温州乡企的皮鞋、阀门、眼镜、袜子、标识、打火机、低压电器、汽摩配件分别占到全国市场的 30％至 80％；台州则成为全国最大的缝纫机、圣诞礼品、木制工艺品和节日灯出口地。薄利多销是其击败竞争对手、占领市场的法宝，单件商品利润虽薄，总体获利却不菲。由于产品多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因此，温台乡镇企业的市场感觉也更好。而苏南是我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乡镇企业具有城市工业的脉承，“两头在外”，中间产品多，获利空间受限，区域内城乡工业高度同构引起的过度竞争又进一步降低了获利能力。

　　四、“九五”浙江外向迈大步，江苏徘徊不见长

　　1990至1994年，江苏乡企外贸出口年年迈大步，年递增率达77．7％；1995年增势减缓，比上年增 36％； 1996年增势受挫，下降 3．6％。尽管如此，全省乡企的出口产品交货值仍有1387．2亿元，高出第H名广东19．6％，高出浙江74．3％。但此后3年，江苏乡企的出口形势便一路走低，直至2000年才出现恢复性的增长。这4年的减增幅度各是－0．15％、－9．6％。－2%和11．2%。与1996年相比，全省乡企2000年的出口产品交货值仍减少22亿元，下降1． 6％，居全国的位次也从第一跌至第三。同期（ 1997至2000年）浙江外贸出口却年年攀高， 4年的增幅分别达15．5％、10．9％、19．8％、36．2％，4年里翻了一番多。此消彼长，1996年只及江苏57．4％的浙江乡企出口创汇到1999年便逼近江苏，2000年反超出江苏21．3％；2001年上半年又超广东，坐上了全国头把交椅。

　　江苏乡企出口的下降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有关，但面临几乎同样外部条件的浙江却增势如虹的事实，证明了内在的不足是江苏乡企出口下降更重要的原因。内在的不足缘于企业观念守旧，机制活力衰减，竞争能力下降，省里又未能及时出台有力政策加以扶持，相当数量的企业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只能被动应付，以至市场萎缩，出口减少。

　　“九五”期间，浙江乡企在西进、北上、南下抢占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还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00年全省有2．3万家乡企（江苏有9918家）从事出口产品生产，有100多万人漂洋过海在五大洲经商，另有5万多人在中俄、中越、中蒙、中哈等国边境从事贸易。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了出口市场布局多元化、生产企业组织形式和出口贸易方式多样化的格局。

　　五、两省思想意识上的差距1984年以后浙江个私经济?上发展的快车道，这与浙江对非公有制采取的默认、允许的态度有关，在当时国内许多地方个私遭受冷遇和限制的情况下，这种默认、允许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它使个私获得了合法性和必需的运作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从上到下形成了宜私则私、宜公则公，只要能发展、不拘所有制形式的共识。“三放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放手发展多种所有制、放手发展比较优势）就是对这种取向的概括和推波助澜。

　　江苏乡企中的个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缓慢，与有关领导、部门的认识和政策扶持滞后有重要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当浙江个私经济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服务中迅速壮大，并成为推动浙江乡企高速发展的主体时，江苏对个私经济的认识仍停留在改革初期的阶段，直至20世纪90代中期还沉浸在乡村企业的辉煌里。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对“苏南模式”的偏好和对个私经济的冷落尚情有可原，那么在其后江苏乡企增幅大幅回落。“苏南模式”弊端已经显现的情况下，有关领导和部门还没能认识到个私经济的重要作用，仍将其视作从属和补充，有意或无意地限制发展，则是主观认识的偏执和落后。从这期间一系列领导划框定调的讲话和文件精神可以看出这种落后。同长期支持和保护个私经济、不拘所有制形式、八仙过海地发展乡企的浙江在市场中竞争，江苏乡企的落后是难免的。

　　六、个私经济发展晚，与浙江相比质量差距大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江苏省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个私经济发展的文件和法规，江苏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迈开发展的大步伐，当然，较之“唯实不唯式”（所有制形式）的浙江，江苏对放手发展个私经济的认识已晚了10多年。

　　从1997年第四季度起，江苏农村个私经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1996年相比，2000年全省个私经济营业收入、利税总额增长了4． 6倍和 2． 4倍；占乡企的比重分别达 51． 1％。48． 1％，上升了37． 7．16． 1个百分点。经过 3年多的发展，个私经济已成为江苏乡企的半壁江山，从业人员则占 65． 5％，达 560． 2万（比1996年增加 1．12倍），与浙江的 582万已相差无几，但发展的质量却明显低于浙江。2000年江苏农村个私企业的营业收入、利税各是4876．3亿元、304． 6亿元，分别只及浙江的 76． 5％、47． 7％。这种情况的直接成因是，江苏近几年个私经济的发展忙于扩容，对内涵的提高有所忽视，与起步早、已处于提高阶段的浙江自是难比。

　　七、乡村企业改制的认识和操作误区

　　（一）改制的滞后和不彻底

　　平心而论，即便在独占鳌头的年代里，江苏乡村企业也未停止过改革，而且改革的启动不晚于浙江。早在1983年江苏就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包三改”；1985年做了资产有偿经营责任制和“全要素滚动增值承包责任制”的尝试；1987年开始了股份合作制的探索；1992年苏南又建立了乡镇集体资产管委会，从条文上界定了政府资产和社区合作资产的关系。只是这些改革在主宰企业的地方政府的控制下进行，要想彻底分开政企亦即把社区政府从与乡村企业的利益粘连中剥离出来，实在是超越了当时社区领导的意识。直至1996年、1997年江苏乡村企业的颓势尽显时，产权必须明确、政企必须分开才成了包括社区政府在内的共识，对苏南模式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得以无大碍地进行，然而，比浙江乡村企业的改制已晚了四五年，先手之势已失。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这次改革是授权型改革即改什么、怎样改都由政府决定，乡村企业的改制又经历了两三年的“小脚女人”时期。1996年、1997年当江苏还在为“先售后租”的改制方式争论时，浙江已在落实改制配套措施、规范运作，转制企业普遍进入了投入、增加效益提高的阶段。

　　到2000年底，江苏乡村企业的改制面已达 93． 2％，“小微亏”的普遍转为个体私营，剩余的4万多家乡村企业中，多半已改成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全省乡企中个人资本金的比重由1995年的 11．8％升至 41．5％，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外商和法人的资本金的比重由 20． 8％升至33％，乡村集体资本金的比重由 1995年的 67．4％降至2000年的 25． 5％，“苏南模式”已经淡化，集体独资一枝独秀的局面已经改观，以产权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新的集体经济形式初步形成，改制后的企业出现了与市场经济相符的特征，运行的质量也有起色。

　　当然，江苏的种种情况决定了乡村企业的改制不可能一步到位。江苏乡村企业规模列全国之首，其改制涉及近千亿元集体资产在农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配，其难度和复杂性堪称全国之最。由于社区内改革的发动者及主要对象均是乡镇政府，所以，改革的不彻底是可以预见的。相当部分经营绩效较好与尚可的乡村企业被改成集体控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形式，2000年全省集体企业中原乡村集体资本的比重仍然较大，乡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未能根本改观。设置的“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和社区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决策权等作法，使地方产权制度在部分地区以另一种形式制度化、合法化了。与浙江相比，江苏乡村企业的改革不仅成本极大，而且步履艰难，过程曲折，企业在改制中及改制后还存在不少认识和操作上的误区。

　　（二）固定资产投入力度减弱

　　在江苏全省性的乡村企业的产权改革中，无论是经营者、职工，还是县乡领导有关部门，都把注意力放到了改制方面，加快发展被置于次要地位，由固定资产的投入可见一斑。1990至1995年，江苏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幅大于浙江，1996年后逆转为年年小于浙江。1997至2000年 4年江苏乡企固定资产原值只增加了 41％，增幅不及浙江的一半； 1996年底江苏乡企的固定资产原值为1778亿元，多出浙江165．7亿元；2000年底为2418．3亿元，比浙江少474．4亿元。

　　（三）集体企业资本人格化程度不够高

　　经过改制，江苏乡企中的集体企业不再等同于集体独资的乡村企业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结构比较优化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但与浙江相比，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为主的集体企业的资本人格化程度还不高。2000年全省集体企业的实收资本中，非集体资本（法人、个人。外商）占 62． 5％，而浙江高达 77． 5％。在集体企业实收资本中，浙江的法人资本占 23． 8％，高出江苏 6． 4个百分点；个人资本占比更是高达 45． 6％，高出江苏 27． 3个百分点；江苏仅外商资本的占比（26． 8％）多出 18． 7个百分点。这说明，浙江集体企业中的混合经济成份尤其是个人资本金比重大，产权结构多元化、资本人格化的程度高，因而其动力机制、活力机制和约束机制强，经济运行的质量也高。2000年浙江集体企业在营业收入与江苏相平的情况下，实现的利税多出 30％。

　　（四）不动产宁租不售

　　对乡村企业的房产和地产，江苏是宁租不卖，浙江是宁卖不租，后者的改制显然更彻底。企业获得了不动产的产权证和使用权证，可以用作抵押，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和融资能力，有利于企业发展。企业发展快了，地方的税收和规费也会相应增加。这样做还从根本上划清了乡镇政府、村组织同企业的关系，使企业具有真正独立经营的资格。

　　（五）企业内部机制转换不到位

　　江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后，适应市场运作的内部新机制还没有完全转换到位，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新机制、发挥新优势的基础不强，想开发没技术，想技改缺资金，还是沿用老人马、老设备、老技术、老产品、老方式生产经营。

　　八、股份合作制企业比重大

　　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以内部职工为主体，在劳动与资本双重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集体所有制经济形式，它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某些特点于一体，机动灵活，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作为改制的切入口。但这种形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①对于企业权利的行使，股份制是根据股东的持股份额分配的，合作制是依据人头即一人一票分配的。在收益分配上究竟是依据股份还是人头界限模糊，实际操作中又因企而异，易使多出资、持大股者与合作者之间的权力与义务、风险与收益失衡。而且，在企业规模扩大后又难以形成统一的决策机制。因为，职工受个人利益的影响，难以考虑企业整体和长远利益；再者，职工也缺乏决策必需的信息和经验，职工普遍参与决策会遇到障碍，如此又会束缚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②股份合作制的成员退出自愿，但退出的价格难以确定。按进入的价格，退出者亏；按重估的价格退出，可能会引起更多人的退出。③股份合作制强调企业内部职工持股，只要股东身分不变。职工的身分自然也不会变，这就与企业因经营状况的变化灵活增减人员形成矛盾。另外，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公共积累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一个归属不清的部分，很容易导致企业内部矛盾的发生。

　　新一轮乡企改制之初的1996年，包括部分领导在内的人们曾普遍认为，股份合作制将可能成为苏南乡企改制的主要形式。几年的实践证明，当企业规模扩大和向更高层次发展时，股份合作制的不适便会显现。因此，股份合作制通常只宜作过渡，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要及时向两头（“微’、“亏”的改为个私，绩优的转向股份制）转化。可见，集体企业中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份额的对比，能够表明企业发展的层次及质量的差别。2000年江苏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企业中，股份合作制的占 87． 1％，比浙江多 4． 9个百分点，股份制则相应地少。

　　苏、浙乡企发展差距的拉大，不仅影响了两省的GDP总量，也深刻影响了农民的收入。2000年浙江乡企支付工资766．1亿元，比江苏多265．3亿元；江苏农民人均从乡企获工资971元，比浙江少1190元。在1996年被浙江乡企赶上之后，江苏就提出要“扬长补短、再造优势”，现在看来，优势再造不很理想。江苏乡企过去的大发展，说到底是思想解放先人一步，后来领先地位的失去乃观念更新落后于人。

　　为了增添江苏乡企的活力，再造发展优势，针对近年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苏南部分地区从2000年下半年起陆续开始了第H次改制，即深化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的改革。或许“二次改制”能够彻底终结“苏南模式”。然而，一种模式的终结不会像切年糕一样截然断开，纵使“二次改制”后，江苏乡企还会面临诸如政府职能溢出、产业产品结构不优、股权流动、劳资矛盾、“新三会’的规范运作以及加快科技进步、提升资本运作效益等难题。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唯实不唯上，大胆出新，不断超越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