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面前要防两种有害倾向

　　如何在外部剧烈冲击下保持国内经济适当增速，进而利用这次机遇来推动中国发展模式转型，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关系中国战略复兴的大事。

　　当前要警惕两种思潮的危害：一是以《货币战争》为代表的恢复金本位的呼声，实质上是要回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一是一味追求贸易顺差，甚至不惜一再提高出口退税，用中国国民福利补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呼吁恢复“金本位”是不折不扣的开历史倒车。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都被证明是无法维持的，何况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人类的货币体系摆脱贵金属的桎梏是历史的必然。强行向金本位回归，必然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

　　然而，在美国大肆滥发零成本主权信用货币之际，闻贸易顺差则喜，闻出口创汇则喜，甚至不计代价地用财政补贴、环境补贴、劳工待遇补贴，大搞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同样愚蠢而危险。当年的日本就是在这样的“准重商主义”思维下吃了大亏，在签订了“广场协定”、“卢浮宫协定”的城下之盟后被美国彻底摧垮。早年欧洲重商主义者“吃进”的尚是闪闪发光的金银，而今天如果我们再抱守重商主义思维，吃进的很可能是最终大幅贬值的“绿纸条”。

　　树立“平视”的新思维

　　无论是把西方金融资本当成了魔鬼、抱残守缺的“货币战争”思维；还是把美国乃至西方消费者当成了大款，全心全意搞好关系的“出口导向”思维，都是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别人的身上，忽略了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自己。我们很应该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太把美国当回事了，以至于把我们中国给“忘了”？

　　如今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最有求于中国的时刻。我们急需在平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基础上树立发展经济的新思维。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在西方人的词典里，只有对强者的尊重和对约定的遵守，却根本就找不着“感恩戴德”这个词。要借钱当然可以，但总不该由我们继续承担巨大的贬值风险吧？为何就不能请美国人到中国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抑或把美国国债的票面利率给我们提高两百个基点呢？

　　当前困境下的三项对策

　　在“平视”思维下，我们急需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实施一套组合拳政策不仅必要，在通胀减缓情况下也具备了空间。

　　首先，需要在人民币汇率与企业税负之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对冲操作。一方面，一次性的把人民币升值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然后就基本定住不动。这个位置在哪里是相对次要的，关键是汇率调整的动作一定要非常快，以杜绝热钱再次大举涌向中国。与此同时，需要对中国的企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减税，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对冲，从而抵消出口业的成本压力。

　　为了符合WTO规则，减税必须是针对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仅仅针对出口业。减税的力度究竟要多大，一方面取决于人民币升值的平衡点，一方面取决于经济所需的刺激力度。近年来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速，完全有条件实施力度非常大的减税。在减税的同时，还应对各项税外收费彻底清理，以最大限度地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此外，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也应大幅上调，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

　　其次，以主动投放货币方式解决财政赤字。大幅度的减税加上扩张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当然会增加，但只有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我们才能走出下一步棋：以长期国债为杠杆增加人民币的投放量。

　　当前，增加货币供应已经不再是一个连碰都不敢碰的选择。这样一来，增发长期国债不需与民间争夺有限的资金，而可直接发往央行，由央行“无中生有”地投放一批新增货币来接盘。这样将迅速改变目前大部分人民币投放是以流入央行外汇储备的美元为基础的局面。换句话说，就是变央行货币供应的被动投放为主动投放。

　　在货币与贵金属完全脱离关系后，央行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前提条件是真实财富的相应增加，换言之就是国民经济必须维持相应的增速，而且这些增长必须是实体经济的增长而不是泡沫。而这个条件，高速增长的中国完全符合。当然，主动扩大人民币投放量来支撑财政赤字是有一定风险的，但在外部危机迟迟不退背景下，被动投放货币的风险只会更大。毕竟，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通货紧缩风险，是超过了通货膨胀风险。而且，一旦央行发现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已经过多，随时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抛出长期国债，回笼过剩的“流动性”。

　　最后，推动人民币境外流通扩大。当前，美国经济急剧虚拟化、空心化，美元随之完全而彻底的泡沫化，再加上华尔街金融欺诈与严重透支美国国力的“反恐战争”，终于引发了这场七十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主权信用应该是比美国的更可靠才对。中国完全可以与主要石油供应国以及澳大利亚、巴西、赞比亚等等矿产品供应国，还有周边的东盟蒙古中亚等国积极洽谈，推动人民币流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充分利用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的有利条件，与石油输出国签订人民币计价的长期石油供货合同，彻底甩掉被投机资本操控的纽约伦敦期货市场。中国完全可以像美国那样向外输出主权信用，在取得巨大利益的同时，降低本土的通胀风险。（作者为独立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