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参加这个会，我简单地从社会结构角度阐释一下危机，由于时间关系只能非常简单地只讲观点了。

　　第一,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由于我国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太大,他们不是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没有消费能力。我曾经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现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的，也就是说下层群体太大，简单地说就是农民比例过高。今年是2009年，明年应该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我会再计算该数据，预计底层太大的情况会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缓和一些，但是，肯定还是中下层占大多数。在中下层占大多数的局面下，要想扩大内需就比较困难，扩大的速度就不可能很快。我去年计算过，如果按照目前的变迁速度，到2038年，我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会下降到只有10%了，那个时候消费需求会发生根本变化。当然，到那个时候，对于进了城的农民工，还不知制度上是不是已经承认他们是市民了，不同的制度约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消费需求。总之，要认识到，这个变化是一个过程，不是说只有到了2038年才会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而是说它是一个逐年增加的过程，社会结构决定了，消费需求不可能在一、二年里就发生根本的变化。

　　本来要讲的第二点是，阐释危机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第三点要讲的是，危机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伤害是否会引发社会问题。由于时间关系，都不讲了，这里只讲经济危机对于一个阶层的影响，即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研究，中国中产阶层在全部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中占16%左右，也就是说84%还不是中产阶层，所以，总比例不高，但是，总人数并不少，超过1.2亿，如果把他们的家庭成员也算在内的话，这个数量相当大，超过2亿人，大大超过日本总人口了，接近美国人口。这样一个庞大的中产群体是当前中国消费的最主要支撑者，他们主要聚集在城市里，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里，在特大城市里的比例甚至还比较高。所以，中国的特大城市往往显示出了突出的消费能力。中国中产阶层也是一个有着突出影响力和突出话语权的阶级，所以不可小视。

　　危机对中产阶层有什么影响呢？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的一个主要观点可以表述为：要防止“敏感的中产阶层”转变为“愤怒的中产阶层”。我将面临经济危机的中产阶层称为“敏感的中产阶层”，就是说这个阶层对于经济的变化相当敏感。马克思早就论证过这个道理，中间等级遇到危机会地位下降，甚至降为下层，这就容易出问题。

　　我所说的中国中产阶层，具体来说，主要由五个职业群体构成：第一，专业技术阶层（包括传统知识分子）；第二，各类管理人员（包括干部），当然，很高级别的除外；第三，新中产层（亦称新白领群体，包括准备进入这个阶层的、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学生）；第四，效益好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层；第五，中小产业、中小工商业企业主。

　　中产阶层首先具有经济敏感的特点，在这次危机中，股市的暴跌，房地产的萧条，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从就业来看，多数中产阶层还是受雇人员，失业的威胁对于他们也比较突出。那些靠工资收入维持按揭房产的中产阶层，一旦失业受到的打击是最大的。大学毕业生处于中产边缘，找到好工作就可以进入中产阶层，失业就落入下层，所以，他们最敏感。在危机时期，中产阶层在收入上也容易受到冲击。

　　中产阶层还具有政治敏感性，由于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或有较好的文化读书能力、上网能力，他们对于政治事件，特别是对于涉及到不公平、不公正、不正义的话题十分敏感。2008-2009年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像“躲猫猫”、“俯卧撑”、“三聚氰胺”、“周老虎”等事件，既体现了这个阶层的政治敏感特点，也显示出了该阶层的话语权和舆论能力。

　　从历史经验看，中产阶层的政治表现有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可以称作“温和的中产阶层”，即中产阶层成为社会阶级阶层中的缓冲力量，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一致，起到了社会稳定的功能。另一种可以称作“愤怒的中产阶层”，即中产阶层由于受到经济打击和政治刺激，而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对抗的倾向。如果考察韩国的中产阶层、我们国家台湾的中产阶层，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的我国香港的中产阶层，就会发现，它们都出现过从“敏感的中产阶层”变成“愤怒的中产阶层”的变化。当然，在这种变化中，有些“愤怒的中产阶层”的对抗变得旷日持久了，有些则只是暂时出现。

　　所以，要从政策层面上考虑缓解经济危机对于中产阶层的压力。比如，要考虑，在这次危机下，给予他们政策倾斜了吗？在诸如贷款、税收等政策上要注意它们的利益，尤其不要刺激这个阶层。目前，确有一些不适当的刺激，比如，最近关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试点改革，事业单位大多是中产阶层的聚集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下调至与企业一致，他们的退休金、养老金会大大下降，这件事引发了许多批评声音。因此，这就要小心，不要刺激出社会不满。

　　总的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中产阶层，发挥了社会缓冲层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表现出的是温和的倾向，但是，目前我们遇到的是改革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也就是说到了中产阶层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要防止“敏感的中产阶层”变成“愤怒的中产阶层”。(发言者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