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弱势群体读得起书，医得起病，有能力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这既是以人为本的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和百姓对民生的关注一浪高过一浪。在本次两会上，这种关注度可以说再次刷新“记录”，民生已经成为真正的主流话语。我赞成在一定的时间内应该有更多的人为民生问题疾呼，因为这看起来是一个弱势群体的生活问题，实际上其现实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有些人简单地只把它理解为一种慈善举措，甚至看成是一种恩赐，真是错莫大焉！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民生的意义，比如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从社会稳定的角度，都未尝不可。但对一个工业社会来说，仅看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要问一下为什么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视民生，就会看到该问题的多重意义。当然，西方国家不同的人群对此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工会会说这是工人斗争的结果，而一些主流派人士可能会说这是人道主义思想发生了作用。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的是：不关注民生，就不会有罗斯托所说的“大众高消费时代”的到来，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一种不完整的或未完成的现代化。所以，关注民生，既是以人为本的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许同样是现代化跃上一个新台阶的需要，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项基础性的条件。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基本的民生问题不解决，我们的企业将会越来越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产业升级必然使得企业越来越需要高素质的工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人才，而弱势群体如果只能维持温饱，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的，而且在贫困地区也许难以形成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我们的产业如何升级？

　　其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迅猛扩大，成倍或成十倍地扩大。19世纪后期，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西方国家纷纷向全世界扩张，为的就是市场和投资场所，其结果是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告诉人们，武力扩张不能解决发达国家的生存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场经济大危机中，西方部分国家终于认识到这一道理，开始把解决问题的希望部分地寄托于国内市场的扩大上，其标志就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把就业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把它与其他重要问题“捆绑”在一起，用一揽子计划来解决，这绝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变得仁慈起来了（当然与稳定社会的考虑有关），而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新的发展手段。这一趋势虽因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但它所描绘出来的前景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二战一结束，各国就纷纷系统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只有这样，国内市场才能成倍或成十倍地扩大，大众消费时代也由此到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建立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其早期阶段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工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回过头来更多地关注公平，这是一个历史尚无定论的问题。就欧洲的历史看，在工业化基本完成后，由于殖民扩张而一度延缓了这一过程。但若从韩国或我国的台湾来看，这是发生在工业化基本完成而内部的廉价劳动力接近枯竭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记得一位西方学者曾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当时韩国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廉价劳动力日益减少，工人工资迅速提高，迫使企业通过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来提高国际竞争力。他担心韩国是否有能力跨过这道门槛，因为只有渡过这一难关，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否则已取得的成果也可能夭折，无法摆脱依附的命运。

　　简言之，从依赖廉价劳动力到依赖科技创新来参与国际竞争，是现代化过程的两个必经阶段。要是不能跨过这第二道门槛，现有的努力成果也有可能付之东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产业升级与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不可分开，你想使产业升级成为普遍性的追求，你就必须高度关注民生。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企业才有动力去追求技术创新，这里虽有被迫的因素，但舍此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这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如果这里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我认为，至少东南沿海各省市早已达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的发展水平，这里我不想举太多的数据，只看一下这个事实就够了：如果没有来自内地的民工，这些省市本身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几年前或许就已枯竭。

　　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及逐渐转向新的繁荣，可以想象，世界的生产结构将发生深刻的调整。新的产业或产业群，新的管理方法和生产组织都可能涌现出来。我国同样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问题，这将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劳动者。总之，让弱势群体读得起书，医得起病，有能力过上一定水平的生活，这既是以人为本的需要，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