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战后重建，日本确立“贸易立国”战略。伴随出口扩大，其主要出口产品纺织品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美欧限制，揭开了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历史。贸易摩擦历经日本经济的复苏、发展、高增长、泡沫经济等各阶段，直至现在，日美在钢铁领域的摩擦近半个世纪。

　　最初的摩擦是纺织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随后钢铁、平板玻璃、造船等的摩擦上升到资金密集型，最后的彩电、汽车、半导体等则进一步上升到技术密集型。目前，电器、钢铁、化工品为主要摩擦对象。

　　早期的贸易摩擦，美欧对日要求主要集中于限制出口。如强迫日本对纺织品、钢铁出口实行自主限制，认定日本汽车、彩电倾销。此后则将视线逐步转到开放市场，如著名的美国要求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开放电信设备采购案。同时，开放市场的斗争也延展到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20世纪80年代前，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具体商品及其进出口政策上，但对单个商品的纠缠并未根本解决美欧对日巨额贸易逆差，美欧将目光进一步投向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1985年美欧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强迫其变更汇率制度即是一个明显例子。

　　从全球角度看，上世纪，日本作为国际贸易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也是贸易摩擦最大受害者之一，包含内外两因素。(一)内因构成主因。首先，战后的日本急于复兴，“贸易立国”战略的实质是以扩大出口带动国内生产和经济增长，在初期更以牺牲国内居民消费来集中社会各类资源扩大出口。忽视消费和进口的贸易政策，导致其进出口贸易结构严重失衡，出口金额和增速远大于进口，日本产品大量冲击他国市场，而他国产品却被排斥在其市场之外。其次，市场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追求高数量、高回报、高价格、高份额的出口“一边倒”政策，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市场高度集中。以1979年为例，日本运输机械、化工、机电、金属产品对美市场的依存度分别高达39.3%、26.9%、25.2%和21.4%。再次，市场结构闭塞复杂。日本贸易政策趋向出口，而产业政策和行业习惯则趋向“自给自主”和“关联交易”，即注重使用本国产品、集团企业产品，注重长期稳定交易，不轻易接受“外来者”；加之复杂多重的交易结构，使得众多外国产品难以进入日本市场。(二)外因为直接诱因。战后，伴随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各国高唱自由主义的同时，保护主义却构成其贸易政策最根本的深层框架。这使得欧美在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间左右摇摆，视其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贸易政策，屡屡采用各种保护主义手法维护本国产业利益。另外，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美英等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品生产国的经济格局，在日德追击下，于20世纪中叶发生根本改变，目前已转为世界工业品的重要进口国。而经济结构转变的内在形式以破产、失业得以表现的同时，对外则以贸易摩擦的方式得以体现。

　　尽管日本在外界压力下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并被迫于1985年在美国纽约同主要西方大国签署了让本国付出沉重代价的“广场协议”，不过，日本政府随后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和向亚洲市场转移投资等措施，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从而拓展了对外贸易，使日本数码家电和汽车风靡全球。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本企业按照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积极研发新产品，在相关部门指导下开展对外贸易，改变经营方式以避免贸易纠纷。

　　(一)加强内部发展，避免摩擦。

　　1，有序出口，从源头实施控制。日本修改出台了《贸易管理令》、《进出口交易法》、《纺织工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等一系列措施，限制企业扩张设备和生产能力，维护出口秩序；加强行业自律，从整体上保证了出口的有序。目前，避免同业竞争，协同出口，维持市场格局等仍是日本主要厂家对外出口的策略。

　　2，调整产业和市场结构，实施质量、技术竞争。针对贸易摩擦商品主要以低价冲击对方市场，政府积极鼓励企业采取以质取胜战略，从价格竞争跃升到质量、技术竞争，保持与国外竞争对手的非价格优势，打消其挑起摩擦的口实，同时积极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

　　3，推动进口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面对国外日益高涨的指责和不断增加的贸易纷争，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后，大幅下调和撤销关税，放宽进口限制，简化进口手续，到80年代中期其平均关税水平降至2.6%，低于美欧。同时放宽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准入条件。

　　4，扩大内需，降低出口倚重。作为根本扭转贸易摩擦的途径，日本意识到只有降低对出口的倚重，扩大内需，才会实现更为平衡的贸易格局和经济发展。

　　(二)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转移摩擦。

　　1，放宽资本输出限制，扩大对外投资。面对不断增加的摩擦和企业自身寻求发展的矛盾，日本最终将目光投向在海外投资建厂，以化作当地企业，通过贡献就业、税收等，寻求避风港。20世纪60年代起彩电、钢材、汽车等企业相继在美投资设厂，即源于这一背景。

　　2，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创造协调的外部空间。针对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指责，日本开始由专注于自我发展，转为“谋求国际社会共同发展”。1985年后，相继成立国际协力事业团、海外经济协力基金，通过ODA(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等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实施特惠关税制度，在优惠关税框架内，对发展中国家多种产品取消和降低关税。

　　(三)完善机制，应对摩擦。

　　1，建立多层次的应对机制。经历了长期的贸易摩擦困扰，日本开始高度重视应对摩擦。在政府层面，以经产省为主，从国别和行业政策予以对应。对于跨部门事务，则由凌驾各部之上的首相官邸居中协调。在企业层面，大型跨国企业普遍内设法务部，外聘专家，专门处理纠纷，形成了较强的应诉抗辩能力。团体作为日本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在应诉、交涉、信息收集、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如在日美汽车谈判中，日本汽车工业会负责提供证据材料；美对日钢材反倾销案中，日本钢铁联盟和机械出口组合致函美国商务部反映行业意见等。目前，日本公正贸易中心作为跨行业应诉支援团体，专司外国经贸法规调研，跟踪外国对日反倾销、保障措施情况，提供信息咨询和法律援助等。

　　2，完善分工协作体制。根据摩擦性质不同，政府、企业和团体分工协作，采取不同应对。在反倾销应诉中，主要以企业为主，团体后援，辅以政府交涉。如反倾销调查中的产业损害评估，由于单个企业不易应对，多由行业团体出面组织、协调，政府主要在幕后调停。应对保障措施时，以政府交涉为主，业界配合。

　　3，建立对外磋商沟通机制。事先沟通、防患未然是日本对外交涉的重要特点。

　　4，加强多边交涉。世贸组织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后，日本积极加以利用，单独起诉10起，绝大多数是针对美国；作为第三方参与起诉则有16起，主要由欧盟牵头；直接与发展中国家交锋的诉讼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