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不少钱穆的资料，竟对这位没上过一天大学的国学大师产生了浓厚兴趣。

　　出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的钱穆（1895-1990），因家贫高中没有毕业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但矢志自学。他早年的《先秦诸子系年》被陈寅恪称为“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为“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倒康有为的名著《新学伪经考》。西南联大时期的《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阐扬民族的文化史观，当时公认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晚年的《朱子新学案》解决了朱子卒后学术史上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杨联升称其“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1930年，因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地召开校务会议，讨论钱穆的意见，最终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

　　由顾颉刚引荐，钱穆于1931年到北大史学系讲先秦史。在北大，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学生中有“北胡南钱”之说。钱穆的通史课的教室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身材矮小， 操一口无锡官话，但他对问题反复引申，广征博引，博闻强识令人惊异。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很欣赏钱穆，甚而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还将私藏的“孤本”《求仁录》借给钱穆研览。但二人治学观点迥异。胡适提倡怀疑主义，对古代典籍的真实性存疑；钱穆则不以为然。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据说，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有赞成钱说的学生认为胡适在老子生年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二人在课堂上时常批判对方的观点，学生中也彼此争论不断，且向老师设疑问难，钱穆后来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七七事变”后，北方高校纷纷南迁，钱穆开始了8年流转西南的学术生涯。其间，《国史大纲》脱稿。1949年，钱穆假说春假旅行，只身南下广州，继而随广州华侨大学移迁香港，到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钱穆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翌年迁至双溪。

　　钱穆反对胡适的“新文化”主张，认为 “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他的学生余英时称他“一生为故国招魂”。李敖更质疑他是不是对中国的历史“太满意了”，尽管曾求教于钱穆，对他心存感念，但一直激烈地批判钱穆。

　　1952年6月，高二学生李敖向钱穆请教治学方法。钱穆说要多读书、多求解，书要看第一流的，反复读，与其10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10遍；要养成读大部头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静心凝神，走马观花，等于白读；最好读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历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

　　用7年时间完成巨作《朱子新学案》之后，钱穆应邀出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教授， 1978年春，钱穆84岁，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仍不放弃学术，赖夫人协助，完成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1986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1990年8月，钱穆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