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的成果之一，是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白宫在4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称，双方决定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共同主持战略对话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将共同主持经济对话部分，主持对话的官员分别以两国元首特别代表的身份与会。双方将于今年夏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首次对话。双方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新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鉴于两国的整体经济地位、面临的共同问题，乃至国内政治格局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未来两国对话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出现明显的不同。

　　布什后期的中美双边沟通机制日趋畅通，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有热线电话联系机制，外长更是不定期在国际场合会晤，加之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日趋稳定、成熟，台海局势的敏感性随着陈水扁的下台而大幅下降。为此，部分观点认为，这些因素导致“中美战略对话”议题不断缩小。而反观“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却兴师动众、轰轰烈烈。毫无疑问，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经贸、金融等双边关系的加速发展所致。

　　进入奥巴马时代，中美政经战略基本格局虽未发生实质变化，但两国的力量对比则出现明显差异。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GDP总量终于占据世界前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金融海啸诱发的流动性停滞及深度经济危机与中国坐拥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美国国债第一大拥有国，明显缩小了两国间的经济悬殊，提高了中国对美国政经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

　　中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还伴随着各自面向对方战略重心的调整和变化。从奥巴马政府的角度看，保尔森当时强调的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已经被奥巴马政府更为关注的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所代替。从中国方面看，要求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债务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正在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

　　从对话形式看，两大对话机制经过整合后，鉴于希拉里国务卿亲自挂帅美国战略对话团队，中美战略对话部分受重视的程度将明显上升。毫无疑问，朝鲜半岛无核化、中东局势、阿富汗反恐、南亚局势，乃至台海稳定都将是战略对话部分的重要议题。与布什时期明显不同的一点是，环保议题将大幅上升，甚至会成为战略对话中第一优先。这是因为支持民主党上台的一大利益集团是美国的环保势力，加之奥巴马政府把高度关注环保和应对气候变暖问题视为其实现政治变革的标志之一。

　　从经济对话部分的角度看，由于盖特纳的资历、魄力及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在中国高官中的人脉关系都与保尔森有一定距离，加之王岐山领导的中国团队就美元资产贬值威胁等问题面临的压力，使得中国团队的对话要价和议题日益明确、紧迫。为此，保尔森时期多由美国要价中国还价的局面，将发生明显变化，对话气氛虽会激烈，但机制将更趋成熟。

　　毫无疑问，新的对话机制仍有诸多方面需协调、捋顺。尽管这样，由于新的对话模式将布什时期的两大对话渠道合二为一，同时进行，中美各自团队间的协调将明显加强，效率也会因此提高。另外，由于两国对话议题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国际化，对话受世界其他大国关注的程度也将因此提高。从长远角度看，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为中国最终成长为国际政经规则主要制定国之一搭桥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