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源自于对特定历史情境的历史任务的反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解释的反应。在这样一种反应中，他们没有简单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是运用新的理论成果、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并力图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思想来批判地面对当时的各种思潮。但随着历史情境的变迁以及思想逻辑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又体现出不同的理论兴趣与问题意识。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意识与革命问题；而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对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将这种批判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根基处；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已经达到了极致，同时也开始了一种逻辑转换，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简要描述这一逻辑演进过程，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是非常必要的。

　　具体说来，这一思潮的逻辑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10年代后期到3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时期。

　　在这一历史时期，卢卡奇从新黑格尔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进入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他一改传统研究中以费尔巴哈来注释马克思思想的倾向，重新强调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意义，以历史中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思想是对物化意识的超越，并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要特征。在卢卡奇的理论建构中，融进了当时最新的理论成果，如韦伯、席美尔、李凯尔特等人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以及新黑格尔主义思潮，并力图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地分析这些思潮，将它们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二律背反在思想上的体现，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他反对正统的解释，宣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继承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否定了马克思所有的结论，仍不妨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认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机械化了，由于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第二国际的解释框架使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了前康德哲学的水平。由于不理解马克思思想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总体关联，马克思的支持者与追随者们，虽然在理论上与方法上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却将马克思的理念碎片化了，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变成了能够解释一切的庸俗唯物主义。柯尔施重申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关系，重新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强调主体批判的革命的社会理论。在他看来，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对马克思思想中这三者之间关系的说明，构成了全书的主题。在早期的葛兰西那里，由于受到克罗齐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强调主体性是其思想的重要特征。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角度，对实践哲学的政治之维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策略的建构，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拓展与逻辑深化时期。

　　1923年2月3日，在F?肺憾‵elix Weil）的赞助下，德国教育部协同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年夏，魏尔开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目的在于讨论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以期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而“纯粹”的理解。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卢卡奇、柯尔施、波洛克等人参加。1930年，霍克海默出任第二任所长，提出了较为明确的研究纲领，即“批判理论”。1932年出版《社会研究杂志》。正是在霍克海默的主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先后吸收了一大批当时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阿多诺、本雅明、弗洛姆、格罗斯曼、古兰德、博尔肯诺、霍克海默、洛文塔尔、马尔库塞、内格特、诺曼、奥菲、波洛克、施密特、韦尔默尔、维特弗格尔、哈贝马斯等，这些学者围绕着共同纲领，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全面反思，形成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与卢卡奇与柯尔施关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关注的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将批判的焦点聚集于法西斯主义，从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等方面对法西斯主义展开批判。到40年代，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特别是在迁到美国并目睹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之后，他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理念，并把大众文化的批判引伸到对西方文化根源的批判，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在这一时期，工具理性批判构成了他们的哲学主题。

　　到60年代，随着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重新关注，一些学者从早年马克思的“人”与“异化”理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同时，倡导一种“人”的解放的哲学。在这方面的探索中，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布洛赫、马尔库塞、早年列菲伏尔、弗洛姆、萨特等人是这一主题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但与古典哲学从“类”出发的“人”的哲学不同，这一时期的人学理论是以个体的生存为核心的新人本主义。这一人本主义思潮受到了阿尔都塞的批判。在阿尔都塞看来，“人”是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人本主义化，正合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原则。阿尔都塞的批评，推动了人本主义逻辑的自我瓦解。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内在冲突与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时期。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向。以工具理性批判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将批判的逻辑推到了极限，这促使一些学者开始追寻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另一种文明模式，这正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所做的努力。当阿多诺以“星丛”理论来取代主体的形而上学时，一种异质性的哲学经验和一种后现代式的哲学理论模式开始产生，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大逻辑转折。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对“主体”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进一步冲击着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逻辑，并使结构主义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成为重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方法。一些学者从这里出发，结合当代思想的总体转向，引申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转变，也可以说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的一种反应。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其产生到发展，所面对的主要是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这也是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以及萨特等人所倡导的新人本主义理论所要批判的对象。从6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到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从组织化资本主义到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正是在这一转变中，产生了后现代思潮。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就是针对这一社会转变展开的。另外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些学者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消费社会的崛起。消费开始取代生产，占据了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而消费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现代电子媒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一些学者开始从现代性批判转向了后现代性批判，这是列菲伏尔、德波、早年鲍德里亚的重要主题。到鲍德里亚70年代写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时，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已经不再能够面对以符号为主导的消费社会，对生产逻辑的否定构成了他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