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机的性质与以往的历次危机在很多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有更根本、更彻底的改革方案才能挽救当前的危机。我尝试用网络危机的观点来分析当前的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市场可以看成是一个各国网络相连接组成的大网络。网络越大，规模经济越强，效率越高。正因为如此，原本分散的银行、证券、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部门被整合到了一起。从本质上讲，全球化网络已经使得资金和信息能够像光速一样自由流动，但是我们的思维、观念、法律以及监管还局限于单个国家的范围。这就使得当前的监管体系已经严重地不合时宜。

　　为预防下一次危机，任何危机处理和改革方法都必须要解决此次危机所暴露的核心的网络问题：即垂直分散的部门监管、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复杂的系统性连接效应、巨大的相互反馈和溢出效应、透明度的缺乏、过度风险偏好的激励机制以及母国和东道国监管责任的不清等。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的相互关联性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简单，也并非只能通过直接联系的排他性的渠道，还包括很多我们尚未察觉或完全理解的高度复杂的相互作用机制。之所以网络能够放大危机，真正的原因在于：在一个网络中，当一个市场发生冲击时，巨大的抛售压力会迅速传导至其他原本并无直接联系的市场。因此，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都需要构建特殊的管理信息系统，以监测网络连接，控制在其他管理信息系统中并不常见的风险。

　　首先，在一个网络中，系统性风险往往来自网络中最弱的或监管最不足的部分以及网络之间的相互关联或交互性的传染。因此从广义上讲，我们应当全面对所有的金融机构、市场、活动采取协调一致的监管，持续控制其风险。

　　其次，我们应该通过简化和明确规则、严格执法，而不是将规则复杂化，来解决当前的危机。

　　令人奇怪的是，过去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由于信息的不透明，而当前的危机则是在信息完全透明的环境下，在每个人的眼前发生的。这告诉我们，如今我们并不缺乏信息，而是信息太多，不能完全理解。所以，仅靠提高透明度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谁也不能保证信息完全透明的阳光政策能够使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三，如果说积极反馈是一种内生的网络行为特征，那么只有当网络中只存在消极的反馈效应时，自由市场主义者所坚持的市场自律是有效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监管者不仅需要采取净资本规则以控制杠杆率，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防火墙以防止风险传染，还必须要采取逆周期行动，比如加大执法力度、提取动态贷款准备金和降低贷款价值比例等政策，以限制不断增强的积极反馈效应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四，正如此次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自律监管并不能解决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外部监管的“信任和监督”。（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