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地震哀悼日期间，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无视国人感情，组织手下公款旅游，被媒体披露后，邵立勇被免职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纪委、监察部认为，邵立勇的行为“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当时，很多人认为，邵立勇“咸鱼翻身”应该需要些时日。不料，仅仅数月之后，邵立勇就被曝调任山东威海市工商局局长。问责之后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到更“理想”的地方去任职——是谁把干部问责当成了敷衍群众的儿戏？

　　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问题干部的问责力度，追究了一批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干部的责任，赢得了人民群众赞许和拥护。不足的是，一些干部问责之后不久就“异地任职”、“官复原职”，原有的惩戒被架空，应有的问责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一纸空文，问责变成了有“问”无“责”，而问责干部“即问即复”、“复出无名”的现象，严重伤害了群众感情，辜负了群众对干部问责制度的期望，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干部犯猎，改过自新，重新使用并无不可。但从“黑砖窑事件”、“三鹿事件”、“瓮安群体事件”等个案看，一些地方的问责干部复出之快，即从问责到复出的时间之短，短得让人难以接受，真所谓其“问”也勃焉，其“复”也忽焉。还有个别问责，风头之上“疾言厉色”、风头一缓即“雨过天晴”这就让人难免疑问：问责，究竟是为了顺应民意，严肃政纪，整饬队伍，还是为了应付民怨，做个样子，走个过场？

　　实事求是地看，当下的干部复出，也并非都那么“出格”，但由于目前缺乏一套相关的制度体系，干部复出的现状是不透明、不规范，加之有些地方的违法犯纪现象，这就让群众对正常的干部复出心生怀疑。

　　因此，如欲改变群众对当前干部复出的不佳印象，必须先行规范干部复出机制和程序，严肃查处干部复出中的违法犯纪行为，使干部的问责与复出都有章可循，堵死“不明不白”的干部复出，避免此类伤害群众感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现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