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很多研究者已经从企业自身发展与企业文化、企业经济伦理、维护员工权益与消费者利益、经济市场中企业遵守法律政策、企业竞争与行业规范、企业对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促进等角度等作了广泛的阐述，但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慈善事业的关系的研究仍显不足。2009年4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世界宣明会赞助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民间组织自身建设”在北京举行，专门就企业社会责任与慈善事业等进行研讨。来自研究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以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代表约6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任重道远

　　人保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峻峰介绍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的现状。他说，国际标准现在公认的是国际标准组织理事会审查并颁发的，近年来SA8000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从国标看，说SA8000是国际标准是不准确的。张峻峰同时表示，包括SA8000在内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推动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制定。

　　他认为，这些主要影响有：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正由一般性倡导向企业行为准则和标准发展，如SA8000一类的标准现在有几百个，很多标准都有企业的管理程序标准。二是由单个企业制订向社会组织制订发展。三是由劳工领域向更多领域扩展。现在除劳工问题外，环境等问题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关注的重要方面。四是由两方审验扩展到三方审验扩展。两方审验就是两个公司互相的认定，现在呈现向第三方———社会中介组织扩展的趋势。五是从免费向收费转变。张峻峰同时表示，本来是不收费的，那么由于由第三方审验，所以要花钱，现在更要命的是两方也花钱，事情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现在标准过多，互不认可，也给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带来了很多负担。他举例说，有一个企业一年被查了146次，甚至同一个中介机构三天以前代表一个企业查了一次，三天以后又代表另外一个企业再来查，企业负担越来越重。这也使得ISO 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制定成为一种需要。但据张峻峰介绍，目前的ISO 26000制订并不顺利，存在标准太繁杂，以发达国家水平为基础；规模庞大；过于强调国际法而忽视国内法等问题，一时还很难正式出台。

　　中国社科院宓小雄副研究员表示，实际上从SA8000到ISO26000核心成份主要是涉及到企业劳工权益，而在国内企业社会责任讨论时，往往企业社会责任理解成一种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其实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更强调企业与自己的员工、产品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他举例说，SA8000在现实中可能也有一定的问题或副作用，但在从认识接受SA8000到参与ISO26000制订的这个过程中，对中国企业发展和经营理念提升确实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有企业表示，过去谈企业社会责任不知道怎么做，SA8000进来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了，从厂区环境到加班待遇的给付都可以做得比较好。我国第一个通过SA8000认定的企业在很多企业接不到订单的情况下，订单做不过来。而且，其他企业做一件衣服盈利只要几毛钱，这个企业没有二三十块钱不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主任乔健认为，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很多地方贯彻劳动法里面取得的成果被侵蚀掉。在这种背景下更要宣传企业社会责任，不单纯讲经济发展，而应该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重心，这是国家的社会责任。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因素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民间责任。国家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来比起企业讲社会责任更加重要，如在签订区域性的贸易性协定时，把劳工条款放在里面。

　　民间组织发展需要“孵化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说，2008年汶川地震使得民间组织建设问题突显出来。据正式统计志愿者有100万人以上，甚至有的统计说有500万人，资金量也非常大。但我们发现，一方面有的企业捐出钱来找不到合适的NGO（非政府组织）给他们做事，另一个方面，很多志愿者有奉献精神，却没有NGO去接纳、组织他们。这就说明NGO确实需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我们企业很有爱心的，我们公民有爱心的，关键我们的NGO有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动员起来。

　　邓国胜对于加强NGO组织的能力建设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加强NGO方面人才，尤其是领导人的培养力度。其次，企业对NGO组织的资助要有持续性，企业自主NGO项目时要考虑到NGO自身的建设，给予一定的行政经费支持。第三是企业不仅要捐赠，还要对捐赠资金加强监管，保证钱用得好。第四，NGO的管理能力很弱，企业管理能力相对很强，企业要把管理经验传授出来，这比给钱更重要。第五，企业不仅仅捐款还要捐人和资源。企业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推动NGO的能力建设。一些企业有大楼，有很多会议室，可以把会议室提供给NGO使用，这同时节约了很多资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提出，在经济方面我们有一个经验就是企业孵化器，可以搞一下NGO的孵化器，对NGO进行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扶植，上轨道了再做，这样对中国NGO的发展会有很大的提高。

　　应支持企业家成立非公募基金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关信平指出，企业存在社会责任是好的，但要有一个度，不能太多，同时不能太少。我们通常讲企业减轻负担提高效率，这是微观效益，从宏观角度看，社会功能必须有组织承担，如果没有组织承担社会就乱了，合理的社会必须有组织承担，或者说组织不承担个人去解决，个人解决最后宏观效率很低，老百姓满意度不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社会宏观效率提高，实现效率和公平双赢。

　　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说，未来30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没有世界级的大企业，大企业家是不可能的。全球化光靠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不够的，还要靠经济全球化。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占据了主导地位，争取了主动，才有可能在下一轮的全球化起到主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做大、做强，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卢德之表示，在承担了做大做强的基本前提下，加大对慈善的投入是应尽职尽责，但是企业做慈善应该做纯粹慈善，不要做成广告，不要做成跟社会的交易。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应该强调社会包括政府给他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对应起来。卢德之就现代慈善精神发表看法时指出，作为慈善组织来讲，要把社会交给你的钱或者你自己拿出来的钱运用得最好，但这还不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通过慈善组织的举措，对“爱心”进行动员，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他说，“唯有大海才能航行航空母舰”。这个大海就是发展慈善事业，如果没有大海的形成，中国大企业，大企业家的出现也只是我们讲讲故事而已很难实现。他说，中国经过30年的奋斗出现的第一代企业家，年龄都在45岁以上，有一部分在退休年龄，考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以后怎么发展下去；二是财富一部分如何留给后人；三是如何将相当一部分财富返回给社会。现在国家和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机会，支持建立非公募基金会。

　　唐钧认为，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于政府，政府购买服务；一个来自社会，社会捐赠。企业可以通过纳税交给政府，也可以通过自己办非公募基金会的方式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去，在后一个方面政府还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与会者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慈善组织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与工会的体制改革及三方机制、民间组织自身建设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与慈善事业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友好而热烈的讨论。通过研讨，与会人员认为，在中国目前市场经济逐渐深化，社会分化与流动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面对大量存在的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与个人，应该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公益服务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