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化，特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它处于中国文化发展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后，在救亡意识主导下的中西学关系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变革趋势。晚清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到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为学习西方的发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关于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实践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僵化模式；19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维新思潮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直接抨击了专制僵化的封建统治思想，动摇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正统文化的统治基础。晚清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任务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打破儒家文化的一家独大，以务实的文化心态倡导诸子学研究，以开放的文化理念吸纳西学，这个过程折射出晚清文化变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与导向，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的现代转型。

　　打破一元文化格局、走向多元文化格局是晚清文化变革的基本趋势。

　　1840年后中国的连续战败，使得一些知识精英开始本着现实主义的文化精神、以比较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逐步确立了学习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诸如洋务派的体用观、维新派的会通论。这种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务实观念，促使人们质疑传统的文化模式，激起传统学术流派之间的论争，加速了传统文化模式朝着多元方向发展。总体来看，晚清文化的变革发展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以经世精神挑战传统空疏的学风，引发了经学领域的革命，这是晚清学术变异的先兆。以学术救世为核心的经世思潮贯穿有清一代，鸦片战争后这种学术理念更是成为诸多士大夫治学的手段。摒弃古文经学的空疏文风，以讥评时政、倡言变法为主流意识，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而引发了以变与不变为主题的经学领域的论争，刺激了晚清学术的变异。

　　其二，诸子学研究风尚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学术格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流派并存的局面。诸子学研究是清末学术流变的一大热点，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或是有一定西学意识的学人，都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由儒学拓展到诸子学，阅读子书、校释子书、评价诸子成为时尚。子儒调和的学术思维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纲常伦理，成为中国思想界解放的先兆。

　　其三，以西方文化为参照重构诸子学理，实现西学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地域界限。晚清治诸子学者多是有着西学思维的激进人士，对诸子的研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发掘诸子与西学相同与相似之处，这是晚清诸子研究的时尚手法。正是这种研究手法使得西学被大量引进，打破了以往中国文化发展的地域界限，形成了走向世界大文化圈的趋势。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儒学与诸子学、中学与西学并存的学术格局构成清末学术演变的基本成分，打破了以儒学为正统的一元文化格局。随着西学的大量引进，冲击了中国专制封闭僵化的文化模式，使得文化模式发展的多元格局成为晚清文化变革的基本趋势。

　　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民族主义文化精神既彰显现实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又强化了中学在近代文化结构中的学术分量，且引发了激进与保守的文化论争。

　　晚清以降，中国文化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变革的缩影。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冲击，不仅打碎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文明优越感，同时也激发出国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情怀。加之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将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平”理念与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相结合，上升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精神。这种特定背景下生成的文化精神，决定了晚清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有着三个基本特质：

　　其一，在文化研究的目的行为方式上注重现实主义问题的探究。将学术问题的研究直接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以文化领域的变革服务于社会现实，以文化结构的学术变迁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模式选择，突出了民族复兴的政治文化内涵。

　　其二，在内容选择上突出实用价值的成分。不仅摒弃了传统旧学空洞、无用的成分，而且有意识地将西学的实用知识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学术架构中，从而形成了中西混杂的学术结构，体现出中国文化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关系。

　　其三，在学术结构的定位上确立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救亡图存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无疑在价值取向上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倾向决定了晚清文化的变革，在学术结构选择的导向上无法超越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理念对清末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新生代知识群体的学理结构依然有着影响，以近代新学的学术结构分布作为典型。

　　毋庸置疑，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文化精神，使得晚清知识阶层能够冲破传统势力的思想禁锢，打破传统的文化模式，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多元化趋势。但是，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干扰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性思考，加之潜意识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使得知识精英们本着先入为主的意念来接受外来文明。结果不仅割裂和阻挠了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有效引进与吸收，而且超强的民族主义心态也导致近代思想家们在评价中西文化的整体功能与价值时容易产生偏狭的文化情怀，加重了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其结果是引发了激进与保守的文化论争。中西学的关系问题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论争的核心导向，所造就的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学术流派的裂变，而是晚清社会政治结构的分裂与对立。论争双方所谓的激进与保守的对立格局，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方向上的不同政治流派与势力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曾经的巨人沦为时代的矮人，激进思潮的领袖蜕变为保守阵营的头子。与此同时，这种文化论争激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大解放，较为彻底地击溃了封建专制的思想禁锢，为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提供了生存环境。（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