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2009年即将过半，中国经济在外围环境恶劣、内部困难加重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令其他主要经济大国羡慕的增速。只是应当看到，中国凭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成功地避免了类似日本那样的经济雪崩，但付出的短期代价与中长期风险恐怕一点也不容忽视。

　　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马车中，这些年来中国却对投资和出口始终保持高度的偏好。数据显示，美、德、法等国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一般为10%至20%，而中国长期保持40%至45%的高位；上述国家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1亿元至2亿元，而中国最近几年约为4亿元至5亿元；尽管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采取措施以促使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但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要使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无后顾之忧地掏钱实在是说易行难。

　　在经济内部失衡加剧的同时，外部失衡也在威胁着经济的良性发展。过去5年，沿海地区在入世“红利”的驱动下，以压低劳动力成本、资源提前消耗与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出口的高速增长、巨额的外贸顺差以及经济规模的急速扩大，但这种高度依赖于外部需求且寅吃卯粮的投资与生产狂热是不可能持久的。

　　笔者以为，面对危机结束后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国家经济竞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不应局限于保增长的策略性选择，可以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将中国经济由目前的不可持续、不均衡的资本与外需驱动的发展轨道，切换到依靠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