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博士论文的“质检关”，论文答辩是整个博士生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起着提升博士论文质量的作用。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受一些非学术性因素掣肘，博士论文通过者众，被“枪毙”者少，答辩有流于形式之嫌。

　　答辩的“面子工程”

　　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周昌乐自认为有着“喜欢较真”的性格，做学问讲求“在无疑处有疑”。不过，这也要看场合，作为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碍于导师情面”，对一些不甚满意的博士论文，自然要手下留情，不能完全“由着性子来”。担任博导10多年，他“毙”过一些博士论文，但总量不超过4篇，而且都是在匿名评审中。他承认，这样“压力会小些”。

　　他所说的压力来自同行。“学术是讲究圈子的，”一位博导说，“答辩委员会成员一定都是导师认识的，否则不会请。”只要不是太差的论文，看在导师面子上，总还是可以通过的。况且，同一个行当，老师之间大抵熟悉。在学术生涯中，难免要互评学生论文，下次自己很可能就要请到别人，“要互相关照”。

　　有学者认为，在掺杂了人情因素后，论文评阅过程难免失之偏颇，最后形成了另一种学术“惯例”：导师互相邀请答辩，互相“放水”通过。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蔡曙山教授直言，“很多东西到中国后都得变味，凡事凭关系，很难控制。”但他也表示，“答辩虽然有走形式之嫌，做总比不做好。”

　　但是，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亚敏老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认为，走过场、看情面等情况在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基本不可能发生。每个参加答辩的博士生都会提前精心准备，只要进入答辩环节的博士论文一般来说都是合格的。

　　博导紧缺，还是“学术超生”？

　　5月下旬，记者全程旁听了北京某高校人文社科类的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4名博士生参加答辩，时间限定为两个半小时。在回答问题阶段，4名博士生频频被答辩委员会主席打断，要求“简略回答”。会后，其中一名博士生向记者抱怨：“5个问题，我只回答了两个，根本没有时间陈述清楚。”据了解，包括这位同学在内的4名博士生最终都顺利通过了答辩，论文答辩决议书格式基本一致：先肯定论文，再提出不足，最后是修改意见。

　　随即，记者又参加了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的另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却发现严谨了许多。同样是两个半小时，只有一名博士生参加答辩，时间相对宽松。学生回答完问题，答辩委员有时间向答辩者提问，现场互动热烈，个别问题该生没有回答出来。

　　博士生众多是高等教育扩招的产物，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蔡曙山将之称为“学术超生”。1991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全国只有一二百名博士，他的导师一辈子也只带了两名博士生。而2008年一年，仅中部地区一所重点高校，在校博士生就达到6736人，一些高校已然步入“巨型大学”行列。现有的博士点和博导已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学生队伍的需要，师生比率拉大，博士论文质量难以保证。周昌乐教授一人身兼5个一级学科的博导，这一事实说明了博导资源的稀缺。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一些没有扩招的重点院校和研究机构，博士论文质量相对较高。如北大、清华等高校，通过采取限制博士生人数的方法提高论文质量，清华大学一个博导平均每年只带0.6—0.7个博士生。博士生进入门槛提高后，无形中也降低了答辩委员会的压力，有利于提升答辩质量。

　　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博导紧缺，为何不将相关领域有发言权的学者纳入答辩会委员行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从利益角度解读了这一问题，“没有博导资格的教师，包括退休学者，不是博导们的‘利益共同体’，无法利益均沾，因此往往不被考虑在内。”